国学运动的基本倾向概述

来源：中文期刊网位置：哲学社会时间：13-05-28 08:40

在“整理国故”的工作中他特别提倡“要用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毛子水同时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他说：“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国故，第一件事就是用科学的精神去采取材料。凡考古的学问和他种的学问相同，最要的事情就是精确的材料。论断的价值和材料有密切的关系，材料不精确，依据这个材料而立的论断，就没有价值了。”这是国学运动兴起以来出现的新倾向。１９２２年８月１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召开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成立国学组，胡适为主任，计划出版《国学季刊》。胡适代表北京大学国学组同仁，于１９２３年１月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他从新的观念对国学作了界说，以为它是“国故学的缩写，它是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学问”。他提出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进行系统的整理工作。这样，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成为国学运动的方向和国学研究的内容，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响应。在北京大学的带动下，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国学学会，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以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的论文在各种学术杂志涌现。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整理国故的成就，它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是：　　新材料的研究自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的三十年内，中国有五项重大的发现：１９世纪末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１９００年甘肃敦煌藏经洞敦煌文书的发现，１９０８年新疆及甘肃的汉晋木简的发现，１９０９年清代内阁大库的发现，１８８９年蒙古的古代中亚遗文的发现。王国维说：“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的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以新方法研究新材料成为一时的学术趋向，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即发表了罗福成《宴台金源国书碑考》、马衡《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考》、罗福苌《敦煌博物馆敦煌书目》、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伊凤阁《西夏国书论》、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等，开辟了国学新课题，使人耳目一新。　　白话小说考证从中国正统观念看来，小说托体甚卑，非学术研究的对象。胡适发起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学，其最大的功绩是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中找到了新文学的标准，而且以为《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是白话文学的典范。为了推广它们，得到上海远东馆的支持，自１９２０年开始出版系列的新式标点本长篇白话小说。在出版这些小说时很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作者、版本和历史背景，但因资料难得和历史线索模糊而成为很困难的学术问题。胡适自１９２０年完成《水浒传考证》之后，迄于１９２５年完成的论文有《水浒传后考》、《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镜花缘的引论》、《跋红楼梦考证》、《水浒续集两种序》、《三国演义序》、《三侠五义序》、《老残游记序》。这些小说考证论文是以新方法整理国故的典范。　　

古史的讨论自１９２０年顾颉刚在胡适的启发下开始古籍辨伪工作，以作为国学新思潮的学术突破。１９２３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对中国远古历史传统作了颠覆性的论断。钱玄同继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表示支持。刘掞藜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论古史书〉的疑问》和胡堇人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对顾颉刚的观点进行辩论。胡适说：“《读书杂志》上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讨论古史的文章，也做了八万字，经过了九个月，至今还不曾结束。这一事件可算是中国学术界一件极可喜的事，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史上的重要。”古史讨论遂在国学运动中兴起了以疑古为特点的古史辨派，陆续出现了一批辨伪与疑古的论文，大大震动中国学术界。１９２５年国学新倾向所体现的新思潮已经形成，曹聚仁在《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里说：“近顷之治国故学者，虽取舍不同，准的非一，使非极端守旧，局守宋儒之陋见者，其用力之所在，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群力所注，则国故之各各资料，必由一一考证而日渐正确……国故学之新倾向，昭然显呈于吾人之前。新考证之盛行，即昭示吾人以国故学中心之所在。”这断定新思潮派以科学方法考证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学术问题是国学运动的主流了。它取代了国粹派在国学运动中的地位，大大推动了国学的发展。１９２６年１月顾颉刚发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进一步发展了新思潮派的观点，重申胡适的纯学术的主张，摒弃势利成见，不考虑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价值，回答了学术界的种种责难。此年四月顾颉刚完成《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它是国学运动中古史辨派的宣言。《古史辨》第一册于１９２６年由朴社出版，自１９４１年共出七册。其中作者有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丁文江、魏建功、容庚、傅斯年、马衡、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冯友兰、刘复、罗根泽、梁启超、余嘉锡、高亨、唐钺、刘盼遂、吕思勉、童书业、谭戒甫、唐兰、郭沫若、杨向奎、蒙文通、杨宽等数十位学者。他们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派。他们讨论的内容是古史，但更多的是关于先秦典籍的辨伪、诸子的考辨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他们使用传统的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国学的新倾向和国学研究的新方法在古史辨派中得到集中的体现。古史辨派的学者们以疑古的态度对先秦典籍———包括儒家经典的辨伪，将中国远古的传说与信史分别开来，否定了“三皇”、“五帝”的存在，推翻了儒家典籍的神圣性，表现出以科学的态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做到了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古史辨派的辨伪工作起到了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破坏。周予同于１９２６年说：“辨伪的工作，在现在国内乌烟瘴气的学术界，尤其是在国学方面，我承认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辨伪虽是国学常识，但也是第一步工作。”这种辨伪的破坏，实质上是对国学运动中国粹主义理论的动摇。《古史辨》收入的论文如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钱玄同《论〈庄子〉真伪考》、钱穆《论〈十翼〉非孔子作》、张寿林《〈诗经〉不是孔子所删定的》、俞平伯《论〈离骚〉的年代》、冯友兰《〈中庸〉的年代问题》、张西堂《陆贾〈新书〉辨伪》、朱希祖《〈墨子•备城门〉以下十二篇系汉人伪书说》、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罗根泽《晚周诸子反古考》、吕思勉《盘古考》、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等，皆是振聋发聩，开一代风尚之作，使新考证倾向得以发展。

古史辨派的这些考证，虽然从表象上看来十分琐细，但疑古的精神特别鲜明，的确表现了新文化光照下的新思潮，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南京，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办于１９２８年，标志国学运动中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此刊自１９２８年迄于１９４９年共出版二十本，此大型连续出版物是纯学术性的，如研究所的名称一样，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傅斯年理解的“历史”是广义的，“语言”已具文献的意义。他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学派与欧洲近世的历史语言学派颇为相异，仅限于历史与文献的事实考证的层面。他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生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多多少少带点中古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借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以逢着的史料。”这里“史料”即历史文献。傅斯年从中国传统考据学找到了与历史语言学的契合，于是提出判断学术价值的三项标准：一、对材料作直接的繁丰细密的研究；二、能扩张所研究的材料；三、扩充研究时所应用的工具。他特别强调材料和事实的研究，要求原创性的研究和体现研究方法的进步。历史语言学派的宗旨贯彻在《集刊》里，如其典型的论文：董作宾《跋唐写本〈广韵〉残卷》、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傅斯年《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徐中舒《耒耜考》、赵荫堂《〈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孟森《清始祖布库里雍顺之考订》、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黎光明《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王明《〈周易参同契〉考》、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等。这些论文与《古史辨》的论文都是对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以科学的方法做细密的考证。它们实是国学运动新倾向的体现，属于国学研究性质的。我们如果将《古史辨》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主要论文进行比较，则不难见到：二者虽然皆以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狭小问题为对象，皆采取科学考证方法，但前者关注的问题限于汉代以前，以先秦古史古籍为重点，其课题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重要的基本的事实问题，编者的思想倾向极为明显；后者的课题十分广阔，涉及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琐细的学术问题，编者并不具某种倾向，亦不迎合时代思潮，而是沉潜地进行研究。此两派均属国学运动新倾向的流派，因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才促进了国学的繁荣昌盛。自１９２５年国学新倾向形成以来，除《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两种大型学术集刊而外，其余具有国学性质的刊物纷纷出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北大国学月刊》（北京大学，１９２６年）、《国学》（上海大东书局，１９２６年）、《国学年刊》（无锡国学馆，１９２６年）、《国学专刊》（上海群众图书公司，１９２６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周刊》（中山大学，１９２７年）、《国学论丛》（清华研究院，１９２７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厦门大学，１９２７年）、《燕京学派》（燕京大学，１９２７年）、《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中央大学，１９２８年）、《辅仁学志》（辅仁大学，１９２８年）、《师大国学丛刊》（北京师范大学，１９３０年）、《国学丛编》（北平中国大学，１９３１年）、《国学汇编》（齐鲁大学，１９３２年）、《国学商兑》（国学会，１９３３年）。这段时期国学运动极兴盛，新的考据之风影响着一代学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四川史学家蒙思明应钱穆之邀在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讲演时，他谈到新的考据风尚说：“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使人除考据之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据为实学。”他对科学的考证成为学术界的支配势力和学术风尚表示忧虑和指责。这反映了“新考证之盛行”确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和强势了。当新思潮成为国学运动主流时，国粹主义的残余仍有很大的势力和社会基础。

１９３５年萧莫寒论治国学之门径，以为：“宋之理学，诚为上承五代以上学问家研究之结晶，启元明清后代治国学之门径。故吾人研究国学者，得宋儒理学为辅佐，则无异获得第一把锁钥也。”同年何键在湖南国学院讲研究国学的方法与应具之眼光时说：“我们今日研究国学，要抢着‘致用而读经’的目的，处处都抢读经书应用到应事接物上，才算得通经，也才能算确实提倡国学。”１９４２年陆德懋论国学的正统时说：“凡人的道德及才能，皆受先天的遗传之限制，亦无可讳言。然在中上之才，如能留心于修养及致用之学，皆能有所成就。及其成也，皆所谓‘明体达用’之学，亦即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斯即正统的国学之所尚。”他们坚持弘扬国粹，以国学为儒家“修身”、“致用”之学，而且以为这才是国学的正统。从上述可见，国学运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国粹派和新思潮派两种基本的倾向。历史已表明，在新文化思想引导下的新倾向是国学的主流。当国学运动终结四十余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又兴起“国学热”时，原来的两种基本倾向的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转换的变化。１９９３年由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问世，它继承了《国学季刊》的传统，坚定纯学术的宗旨，标志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学术界兴起。由于历史的断裂，致使在新的国学热中，人们对曾经是国学运动的主流倾向淡忘或模糊了。《国学研究》所代表的纯学术倾向，渐渐在“热潮”中处于次要的地位，而国粹主义却以变形的态势居于主导的地位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以呼唤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建成文化强国的历史背景下，国学热以国粹主义的特色走向世俗化和商业化。国学被理解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国学的宗旨在于提倡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倡导普遍的读经，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试图恢复经典制度。许多学者联合发表文化宣言，宣称：“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的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国学似乎可以担当重大的社会使命，“要在‘’无法涉足的广阔之域，载负起将‘人类精神’引向天府的重荷，并拯救人类于现代文明设置的罪恶陷阱之中”。这从弘扬国粹的愿望出发，使国学脱离学术的轨道而成为儒家伦理的宣教。我们回顾国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时，可以证实国粹派的弘扬国粹的使命感及改变世道人心的善良愿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为背离现代文明的逆流而不可能实现的。

国学运动的主流是新思潮派开拓的新的学术道路。他们将国学研究视为纯学术的工作，不负担政治伦理的使命，是在更高的学术境界里寻求真知，而且不主张将这些高深的学问普及。国学是以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相结合的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若干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它向许多学科提供事实的依据，这些依据可能动摇某学科的理论基础，可能澄清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疑案，可能清除传统文化观念中的诸多谬误；其力量是无比坚实巨大的。国学研究的水平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所达到的学术境界。新时期以来的学术繁荣过程中，有许多从事高深而困难的国学研究的学者，他们默默地为中国学术作出贡献，继承和发展了国学运动的纯学术传统。当前的国学热应当“退热”，脱离商业化，避免庸俗化，走出国粹的迷误，回到纯学术的道路上来；这样才可能真正为弘扬优良的传统文化起到应有的作用。

作者：谢桃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