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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家的学术贡献综述

来源:中国期刊网位置:文化历史时间:13-05-28 08:57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先后探讨《离骚》的错简,对《离骚》文本进行校勘,推断《离骚》的作者、写作原因和写作时间,分析《离骚》与《惜颂》、《抽思》、《九辩》等篇的相互关系,讨论《离骚》的价值与价值等,从多角度和多层面对《离骚》进行全面研究,得出许多奠基性的看法,深为《楚辞》研究的学者所赞赏。《天问》研究是孙先生晚年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在他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一直致力于《天问》的研究,终于写出在学术界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天问研究》。在这部皇皇巨著中,他系统探讨了有关《天问》的方方面面,从《天问》今本的章次、错简到校正,对今本《天问》作了系统分析,恢复了《天问》文本的本来面目,然后在三家注的基础上参考各类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天问》的文本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意译。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分析《天问》的表现形式和其中所表现的春秋末年楚国宗庙壁画内容,确定了《天问》的创作年代和地点。同时,他还论证了其所反映的屈原的,揭示了《天问》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价值。其中,他仅对今本《天问》错简的研究就改正了今本《天问》顺序的三分之一,凡三十余句,把散落在夏、商、西周各代的错简整理出来,使《天问》春秋七章自然归成一组,各得其所,前后文义连贯,面目一新。他不仅从屈原作品本身论证,而且还从考古学上进行证明,广泛采用徐州画像石、吉林辑安通沟壁画、山东武梁祠画像石等出土材料为据,恢复了原来的叙述顺序。对于相关神话传说,则采用民俗学的方法进行剖析。例如,他根据民俗学资料指出“伯禹腹鮌”是父系氏族社会产翁制的遗俗,揭示出这一千秋疑案的真实底蕴。此外,他还根据《天问》的相关内容,对夏代初年夏人建国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总之,他的《天问》研究已经构成一个完善的学术体系,从中可以看出他雄厚的学术功底和崭新的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天问研究》对于《楚辞》研究具有奠基和垂范作用。对于《楚辞》中的其他篇章,他也同样做过重要的探讨。他先后发表《〈橘颂〉的写作年代》、《〈大招〉的作者及其写作年代》、《论〈惜颂〉》、《说〈招魂〉为宋玉招楚襄王之魂》、《关于〈渔父〉》、《〈九辩〉的写作年代》、《〈九辩〉简注》等一系列论文,构成了关于《楚辞》研究的一个系列成果。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他还对屈原的生平和与《楚辞》相关的历史人物、出土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例如,他先后撰写了《读〈史记•屈原列传〉》、《屈原的放逐问题》、《屈原在楚怀王时被放逐的年代》、《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屈原被人崇拜的历史条件》、《屈原的故乡在哪里》、《屈原与河南》等多篇论文,还专门撰写了《屈原的生平及作品编年》,并撰写出《屈原传》。此外,他还发表了《从上官大夫的“夺稿”说到屈原因〈离骚〉而得祸》,撰写了《上官大夫与靳尚非一人考》、《〈楚辞〉与上古史研究》、《〈楚辞〉———考古工作者如何利用这部书》和《秦〈诅楚文〉释要》等一些列论文,作为《楚辞》研究的必要补充和延伸,共同构成楚研究的丰富内涵。

《诗经》研究的名家

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奴大起义》一文中,他以《大雅•桑柔》的“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为据,分析引起“厉王奔彘”的原因是因为周厉王不但剥削公田里的收获物而且还要剥削私田里的收获物,农奴无法生活,因此才引起农奴大起义。他的这一看法深获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好评。范文澜先生读到这篇文章后专门致信给他,称赞他的这篇文章“为西周封建论添一支援军……从《大雅•桑柔》篇找到证说,是一个新发现。我好久不在这个问题上用心,得读大著,觉得新鲜可喜,陈陈相因,了无新证之,实厌见厌闻也”。孙先生在论证西周社会性质的同时,还讨论了灭商以前周人的社会形态。他在《周人以熊为图腾考》和《从〈诗经〉中所见的灭商以前的周社会》两文中,不仅考证了周人在原始社会以熊为图腾,从后稷起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到公刘时代已进入阶级社会,而且着重指出文王之世即进入封建社会,因而力主灭商以前的周人不是原始社会、周文王也不是部落酋长。为了证明周在灭商以前并非原始社会,他又专门写了《说天王簋为武王灭商以前的铜器》及《再论天王簋二三事》作为《从〈诗经〉中所见的灭商以前的周社会》的附录,用铜器铭文的研究佐证自己的学术观点。由于他论证西周社会性质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周颂》和《二雅》,他又专门撰写《说雅》和《论〈二雅〉》两文,指出《二雅》是以周京为中心的西周晚期厉、宣、幽时期的诗篇,其中大部分是周宣王朝之诗。他认为宣王中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创造了这些祭祀歌、典礼歌。这许多祭祀歌、典礼歌和《周颂》相比,其特点完全一致,这些诗实质上就是周宣王时代的“颂”;《小雅》中还有一部分民歌,与《国风》中的民歌也是毫无二致,有的如《小雅•谷风》与《邶风•谷风》等还是《国风》中民歌的母题。由于《二雅》中有“颂”又有“风”,所以《风》、《雅》、《颂》的区别,主要是以时代和地域为准则。就诗歌内容而言,《周颂》是西周初期周天子之诗,《二雅》是西周晚期周京之诗,《国风》则是各国之诗,时代虽有早晚,但绝大部分是春秋前期诗。至于《大雅》、《小雅》之分则是以内容为准,即言西周盛世者为《大雅》,言西周衰世者为《小雅》,因而《大雅》只应有厉、宣时诗,《小雅》只应有幽王朝诗。至于今本《诗经》,《大雅》中有幽王朝诗,《小雅》中多宣王朝诗,是汉代经师对编次的妄改。他还指出西周、春秋时代“颂”体诗的发展历程为:《周颂》为西周初期祭祀歌,《大小雅》中之“颂”为西周晚期祭祀歌、《鲁颂》、《商颂》则为春秋初期诸侯祭祀歌。在《说雅》中,他还指出:《诗经》的《大小雅》即“大小夏”;西周的根据地是夏人的故地,而“夏”字又通作“雅”,因此称西周诗为“雅”。这一观点已为近年发现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所证实①。此外,他还撰写《〈诗经〉的时代和地域性》一文,从时代和地域两维角度分析《诗经》的整体构成特点,也是颇具启迪意义的名篇。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他对《诗经》涉及西周历史文化的内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他在《〈小雅•大东〉篇释义》一文中,分析“西方周人”指周本土人,“东方人民”指现在陕县以东的从前商王畿及商附属国的人民。“小东”、“大东”即“近东”和“远东”,是按照距周京的远近来划分的。并将“周道”解释为周人的军用公路,只许周人统治者专用,禁止人民行走。还指出“私人之子,百僚是试”中的“私人”即“东人”,“百僚”即各种家奴,从而指出该篇内容是写西方周人压榨东方人民的。他还在《说豳在西周时代为北方军事重镇———兼论军监》一文中分析了豳地的军事作用和西周早期的监军制度。为了证实他的结论,孙先生另外撰文,用青铜器铭文作为佐证,阐明周公次子君陈曾接替周公为成周军监事,并以之作为附录。而在《周初〈大武〉乐章考实》一文中,以《礼记•乐记》孔子对宾牟贾说《大武》言为根据,考订《周颂》之《酌》、《武》、《般》、《赉》、《桓》相当于《大武舞》的第一、二、三、四成和六成,而第五成原无歌诗,复原了《大武》乐章的原貌。此外,他还从文献学的角度,讨论了今本《诗经》的错简问题。他在《〈诗经〉的错简》一文中,除了指出诗句的错动之外,还指出《卷耳》、《行露》、《皇皇者华》、《都人士》、《卷阿》五篇原为二诗误合为一诗。此外他还在《〈诗经〉的史料价值》中强调了《诗经》在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献学价值。这些研究在《诗经》文献学研究领域均属重要贡献。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去分析《诗经》中的恋歌是孙先生《诗经》研究的另一特色。他的研究方法是对其座师闻一多先生方法的继承和创新,其在研究和论证上更偏重于史学。他曾指出《诗经》中有23首恋歌都与古代上巳节祭祀高禖的民俗相关。例如,他在《〈诗经〉恋歌发微》中以民俗为线索,引申闻一多以“鱼”为性爱隐语的论断,剖析了礼俗中凝固的恋爱隐语,对《诗经》中《郑风•溱洧》、《鄘风•桑中》等15首恋歌进行分析,指出《诗经》中许多恋歌都与上巳节相关,都是在上巳节聚会时祭祀高禖于水滨祈福求子表达爱情的诗歌。为了说明这些恋歌的文化背景,他又撰写《关于上巳节(三月三)二三事》作为附录,追述上巳节的起源及其在后代的演变,并将《诗经》的恋歌视为文化史中一个环节,透视其历史发展序列,从而把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和基于农耕生活的种种礼俗同《诗经》中恋歌的文化背景及其风俗演化构成一个文化体系,进行透彻的阐释。

神话传说研究的大师

孙先生运用图腾学说来解析神话传说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古代图腾研究》是他的开山之作,最初题名《蚩尤考》,在重新改写后始作今题。在这篇论文中,他从图腾主义的角度,系统考察了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指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两个图腾部落的战争,黄帝部落以熊为图腾,蚩尤部落以蛇为图腾,龙是蛇的神化,将图腾化了的传说历史还原出其本来面目,在神话研究领域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他在这篇论文中还对神话传说资料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提出“洗刷与未洗刷的历史”的全新观念,把传世文献进行了独特的甄别和诠释。这篇论文先以读书报告形式征求杨联陞、姚鉴等读书会同人的意见,然后以论文形式发表,后又作为讲义在北京大学讲授多年,最终在时隔七八年后重又改写,并特别强调这篇论文是他以图腾理论解析中国上古神话传说的诸篇论文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环”。为了探讨上古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他又对黄帝与尧的传说及其地望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把蚩尤和应龙的关系也运用图腾进行了分析,从而拨开历史记载的迷雾,还原了神话传说的真相。他认为只有从图腾学说的角度来透视正史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才是“了解中国上古史的唯一的一把钥匙,更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不二法门”。由于探索蚩尤问题,孙先生对于夏初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944年发表了《后羿传说丛考》一文,运用图腾理论对神话传说中的夏初历史进行了系统解析,指出夏初有关后羿的传说“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历史”,“他和他有关联的诸人是当时各部落的酋长”。他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我们若是对于他们社会进展加以剖析,则一切神怪离奇的传说皆化为平常的事实”。他认为,传世文献的记载尽管光怪陆离,但只要从图腾理论的视角去解析,“揣情度理,皆有所依据”。此后,孙先生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盘瓠考———中国古代狗氏族之研究》(原题为《夸父、盘瓠、犬戎考》)、《飞廉考———中国古代鸟氏族之研究》、《鸟官考———由图腾崇拜到求子礼俗》、《说鸱尾———中国上图腾遗痕之研究》、《说皋陶》、《说丹朱———中国古代鹤氏族之研究》、《说高跷戏出于图腾跳舞》、《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其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东北亚细亚诞生传说之研究》、《沈阳故宫清宁宫三题———萨满教、高禖、图腾主义》、《殷先祖以燕为图腾考———从图腾崇拜到祈子礼俗》、《释姬———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等一系列论文,从而构成了一个以图腾理论解说神话传说与民俗文化的完整学术体系,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在神话传说研究领域,孙先生无疑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民俗与考古研究的奠基人

孙先生的民俗研究导源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对傀儡戏的调查。1938年,他撰写了《傀儡戏之调查》,从此开始了他的民俗研究。他的民俗研究其实也是受闻一多先生影响的结果,但在研究中却有他自己的创新。他曾经明确表示,他的研究“几乎全是因循闻先生的治学方法,间也有受了问题的牵引,而把范围扩大,或加以补苴”。傀儡戏一度成为孙先生研究的热点,他系统整理了相关文献资料,把傀儡分为人偶和木偶,又把人偶如何发展为肉傀儡和药发傀儡,肉傀儡如何发展为引歌郭郎傀儡戏再进一步发展为跳假官直至发展为戏剧,药发傀儡也通过发展为双簧而成为戏剧;而木偶如何分化为悬丝木偶、杖头木偶和水傀儡,水傀儡则发展为跑旱船等傀儡戏的一系列发展变化,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一部《中国傀儡戏考》。为了研究的深入,他还对中国的近邻朝鲜的木偶戏进行了研究。把图腾学说拓展到戏剧研究,是孙先生的创新,他从黄帝伐蚩尤的传说引发出中国傩戏的发轫,又以历代文献中的傩戏记载勾画出中国傩戏的流传与演化,把中国傩戏的源流理出一个清晰的发展轨迹,并把这些见解撰写成一部《中国傩戏史》,附带还讨论了朝鲜和日本的傩戏。随后他又发表了《关于追傩的二三考察》等论文对原有的看法做了补充,并由此讨论了中国古剧中的角色、秧歌的起源、老郎神的来源等与中国古代戏剧相关的种种问题,均有非常独特的学术见解。孙先生在民俗研究中,还特别注意到中国的年节民俗文化。他先后探讨了中国的春节、二月二、上巳节、端午节等一系列节日的来源,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和独特的眼光阐释了这些民间节日的文化背景和真实来源,创立了一个崭新的民俗文化研究体系。运用文献资料和民俗学方法解析出土和考古新发现,为美术考古奠定研究基础,是孙作云先生的重要研究领域。孙先生的美术考古研究是从运用图腾理论分析青铜器中最常见的饕餮纹开始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撰写了著名的《饕餮考》,指出青铜器常见之饕餮纹实际上是蛇氏族蚩尤的图像,并在后来演化为蘷纹和蟠螭纹,揭破了饕餮纹的神秘面纱,并就饕餮纹在商、周直至春秋、战国的形式变化作出了演变分析。随后,他又对《饕餮考》进行了总结和补遗。60年代他又系统整理考古发现的文物图像,结合饕餮传说资料重新对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形象进行了系统分析,是青铜器纹饰研究的一篇力作。同时,他还认定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商代《人面方鼎》的人面纹饰就是饕餮纹的特殊表现,认为安徽阜南出土的商代“龙虎尊”等青铜器纹饰也与饕餮有关。孙先生基于他对楚文化研究的深厚积淀,还撰写了《信阳战国楚墓———兼论“镇墓兽”及其他》等论文,从神话传说和楚文化的角度对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承作出可信的探索。50年代中期,山东沂南汉画像墓发掘后,他针对该墓出土的汉代画像内容,先后撰写了《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兼论汉人的主要迷信思想》、《汉代社会史料的宝库———〈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介绍》,在文物、考古学界获得好评。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汉昆明池畔牛郎织女雕像》等论文。利用楚文化和神话传说的学术积淀来解析汉代考古资料所呈现的迷信思想的美术表达,后来一度成为他研究的热点。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考古发掘工作广泛展开,相继发现许多出土重要壁画、画像石和帛画的汉代墓葬,孙先生以其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和楚文化的雄厚功底,集中探索了它们的文化背景和神话内涵。他的研究首先是由1973年河南省博物馆邀请他和武慕姚先生对馆藏汉画像石赴日本出国展进行遴选和撰写说明引发的。基于对古代信仰中神怪思想的了解,他还对敦煌壁画中的相关内容作了颇有启迪意义的探讨。此外,他还对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彩陶的纹饰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撰写了《彩陶花纹中的人头像》、《夏人的传说与彩陶纹饰的原始意义及其———兼论仰韶文化西来说》等论文,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中国古代器物纹饰中所见的动》等文章,对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超越前人的许多结论。总之,孙作云先生用他渊博的学识和清新的理论方法,为我们开拓了一条重新认识考古发现所见的美术表现的真实底蕴的可靠途径,在美术考古领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奠基者。纵观孙作云先生的一生,他从新研究出发,受到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后,转向《楚辞》、《诗经》,以图腾理论与民俗学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在每个领域里都认真探讨,卓有建树,成果累累,著作等身,为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值得我们永久怀念。

作者:范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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