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批判的历史哲学评述

来源：中文期刊网位置：哲学社会时间：13-05-28 08:40

阿隆的批判的的建立是从历史本体层面，从破除历史理性的二律背反，即黑格尔传统的单线的统一历史观和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不可还原的多样性的历史观开始的，他认为不先问认识、分析和批判历史认识的能力，就径直去追求历史的事实和规律，那就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可以说，两者的核心思路都是试图在本体论层面上建立一种历史的统一性，背后都隐藏着追寻历史真理的冲动，不同的是，前者宣称从一种关乎人类全体的哲学中，获得了一种古往至今的历史真理，将历史视为一种精神史的实现；后者则宣称忠实于历史事实本身，用史来界定历史，从而得出了各文化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的多元的统一性的结论。阿隆首先承认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后者无法用单一范畴涵括，历史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时代的兴趣构建出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但这一理论如果是的，必须接续一个实证的过程，然而黑格尔的历史模式的错误便在于，直接将一种理解历史的模式转化成了一种有关人类历史的科学认识。其次，斯宾格勒的不可还原的历史观，则是将这种多样性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主张各文化间互不交流，各自受到时空的限制，只具有一种内部的融贯性，并且有各不相关的源头。如是一来，斯宾格勒实际上是自己堵上了理论的出路，关于他本人究竟是如何抓取到这一历史真理的问题就变得十分可疑。事实上，阿隆承认多元的历史观是现代历史哲学的共识，然而与斯宾格勒不同，他的历史主义去掉了前者理论中的形而上学色彩，他认为以往历史主义的错误便始于一种形上的企图。对阿隆而言，历史本身，既非独立个体的堆积，亦非完全连贯，而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而所谓的历史统一性，并不基于真实的发生，本质上是由历史学家构建起来的东西。可以说，他将历史统一性的问题从本体界拉回现象界，他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体现了新康德主义在历史科学的应用。如是所言，当传统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终极目标消失时，历史学将往何处去，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客观性立基何处，作为一种非复制而是重构性质的学科，如何能避开相对主义的结论等，就成了摆在阿隆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２０世纪伊始的历史哲学从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向，逐渐放弃了历史究竟为何的追问，而着重历史认识的性质及其独特性的问题，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历史说明及历史规律这些论题。篇幅关系，本文将侧重于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客观性在阿隆那里，取的不是跟主观性相对的不偏狭的含义，而指的是普遍性。对他而言，鉴于历史科学特殊的学科性质，它归根结底是关于人自身的学科，因而与人类意识倏忽不可相离，如是一来，康德式的追问“何种条件下历史科学才是可能的”也需要被替换成首先追问“历史科学普遍有效是可能的吗？”然后，“在何种范围内我们可以说它是普遍的？”简言之，对历史科学的客观性的追问由对基础的追问转向了划定界限的问题。阿隆也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自述对历史科学的考察采取的是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一种现象学的方法，虽然历史科学离不开事实本体，然而，历史学仍在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对过去的意识和反思。总的来说，由于历史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人的选择的多样性，历史科学的客观性无法像那样诉诸于一系列的因果序列最终导向一种规律的方式来建立，而必须依赖于处于主导地位的理解基础上与说明的协作。在这里，理解始终是作为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存在的，究其根本，因为历史事件脱不开人的行动，而有意图的行动则是历史认识的主要对象。换言之，在阿隆眼中，历史根本上是理解的，小到理解行为者的动机，大到理解整个时代的“客观精神”，任何历史认识的建立皆脱不开理解。然而理解本身又须借助说明来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理解和说明此二环节缺一不可，密不可分。历史认识正是在这两种历史方法间的协作下，通过历史认识的部分和全体之间的循环逐步接近整体的。比如，要真正理解一个军事将领的决策，就也许需要将决策放到更大的背景当中去，从理解当事者的意图，逐渐扩大到甚至对整个时代状况和价值体系的理解。就历史认识的具体过程而言，历史事件的建立始于史料的堆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重建性质的假设的历史解释，这种解释使得史料摆脱了最初的未状态而成为“可理解的事件”，同时，这些“可理解的事件”本身，作为一个在先的整体，又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解释可能的前提。①新的历史史料在与此整体的比照中获得意义，与此同时，它们又成为新的历史解释可能的源泉，这一部分和整体的循环，在阿隆看来，实际上反映了历史意义在原始史料和解读者之间的循环。他同时认为，这种循环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合法的。②就方法论层面而言，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理解无疑是更为根本的。“人类事件之所以可以以因果来说明，本质上是因为它是可理解的。”③然而，整全的理解又是无法实现的，这是因为就它必须包含的两个层面，动机和动因④而言，后者因其涉及非理性的因素，事实上很难真正被确定；而前者，则因同一行为可被赋予的意图的多元性而难以有定论。实际上，在阿隆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先不论理解他人行为的困难重重，即便涉及到理解自身的行为，我们也很难在事发的当口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因为从根本上说，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在于，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我们处于变动当中。而当我们开始自我认识，试图抓取变动中的对象的初衷，却只能沮丧地发现对于意图的还原，其实是个没法穷尽的锁链，任何理解都只能是相对的。他最后说，只有上帝才知道行为的全部初衷。

关于历史方法论中的理解这一面，阿隆的阐明基本是沿着前人狄尔泰和韦伯的理路；而对历史说明的阐发，才体现了阿隆历史哲学的特色之处。简而述之，历史学的因果关系是指决定导致某一事件产生的独特，不同于学建立的因果，亦不同于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即在两种现象之间确立一种固定的关系，它是不可重复的亦无法复制的。因而，历史社会学方法实质上要求一种理解性阐释和因果规定性的综合，只不过在阿隆的理念中前者更具主导地位。历史科学中的因果，在他看来，“是局部的、非全面的，它的特点是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规定性”①。并且，说明和理解的互动所得到的历史结论只能是一种或然决定论。②对阿隆而言，或然性预设了当下的结论与最终的确证之间的差距，它意味着，即便每个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带着自己的哲学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历史的真理也并非不能被揭示出来，因为随着切入角度和解读多样性的增加，我们总能试想像“拼图”那样无限接近那个历史的原貌，即便只有上帝才能知道那个原貌究竟是什么。总的说来，他的这一结论，既承认了决定论的部分正确，使得其避开相对主义的结论，同时又为自由行动留下了空间。很明显，他的理论中反实证主义的倾向自始至终，这个倾向一方面植根于对事实和价值关系问题的异见，因为他认为历史事件中包含了价值，价值不可能与事实分离，而实证主义要求分离两者；另一方面，则根植于对因果的看法，后者试图穷尽因果锁链，而阿隆则认为，历史中的因果，不应该只是事实的因果关系，它必须包括不同的解读者在不同环境下的多种思考和选择，即包括各种不确定性，因而这样建立起来的因果，只是一种回溯性的关于可能性的计算，只能具有一种或然决定性。而这种或然性，究其根本，缘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性的产生，基于历史认识的内在特性，具体言之，一方面，在于历史认识的主体本身，另一方面则在于其特殊的认识过程。正如阿隆在论文答辩时明确指出的那样，“历史认识的主体不是纯粹的主体，不是一个先验的自我，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力求理解自己的过去和所处环境的历史中的自我”③。因而，从认识对象进入认识的视野开始，人类的反思性就无处不在，思想参与了对象的选取和重构的全过程，换言之，在历史认识中，并不存在纯粹的独立于时空的对象，我们在历史认识中时常谈论的，是对象的消解。如是，阿隆说：“不同层面的解读使得我们能够还原出同一事件的不同面向，而切入点的大小则取决于对象对主体叙事的重要程度。”④同时，认识中的主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构建对象的过程中，主体本身也处在变动之中，意识在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循环使得两者密不可分，实际形成了一种互相构建的态势。同时，历史认识的理解的特性也决定了历史说明建立的因果的界限，阿隆认为，历史决定论最终都需落脚于理解行为者的心理机制，人类的意识才是历史认识的真正对象，而后者，恰恰是难以被还原并且难以被整体把握的。因而，历史中建立的因果关系并非社会学中所试图建立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准则，“它是部分的，要求另一种性质的综合：它是理解的，却又包含客观成分，然而与自然科学所说的客观性又有所差别，因为视角的多样化总是可能的，往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赋予新的意义。”⑤在理解和说明、部分与整体、主体和对象间的循环往复中，历史的真理缓缓向思考着历史的人们展开，这种展开，不是基于先定的对未来的某种美好的愿景，亦非某种对历史必然性的许诺，而是基于人类自身的行动，即在不断地反思历史的过程中，达到认识自身和自己所承载的历史的目的。虽然，在此意义上，历史真理并非是整全的，也许只可能无限接近而无法触及，但它的这种“部分的”特性，源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按照阿隆的说法，人类身处历史之中，人类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人类就是（他所创造的）历史。换言之，它就是我们存在的本身。在此意义上，我们朝向未来的行动才是唯一赋予历史意义的源泉，不存在什么命定论，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我们的将来取决于每一个当事人理性和负责的行动。因而，阿隆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他相信，历史进程超越于任何个体的意识之上，从来只是集体意识合力的结果。因而对于本身就处在历史之中的个体，历史在宏观层面上的可预见性，总不是先定的，而是产生于一种事后的分析。①除了上帝，没人能知道人类将走向何处。然而，这也并不必然导致韦伯意义上的“诸神之争”的局面，可以说，即便阿隆是从韦伯那里沿袭了分析历史因果的“或然决定论”的概念，在结论上，仍然能看出两位哲学家之间旨趣的相异。对于韦伯而言，人文科学建立的客观性只在假设意义上成立，他所倡导的“理想模型”，比如对官僚制的分析，也许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而只能作为分析现实的工具而存在，正是出于韦伯本人所持的立足于价值选取的个体性和不可通约性的哲学观，他的分析最终落脚于相对主义的结论；而在阿隆看来，人文科学的客观性只是部分的，却并不必然是假设的，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由我们的意识构建起来的世界，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所思想的那个样子，那么任何构建都部分反映了这个生活世界的真实面向。并且，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未来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具有首要意义，而历史的真理实际上只能在人类不断的反思和行动中才能被实现。不同于韦伯，阿隆强调了理性和自由的重要意义，同时，为了避开相对主义的结论，在历史本体论层面上，阿隆仍保留了带有康德色彩的“真理”概念。虽然他在回忆录的结尾对人类的未来持一种较为悲观的态度（他用悲剧的替换了早先所使用的戏剧的一词），这一改动不难理解，阿隆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的动荡，在生命的后半程又目睹了核武器的威胁与日俱增和两大阵营的矛盾加剧，但他始终相信，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或者按他的说法“俗世的人道主义”仍然是可以期待，并且是必须存在的。

虽然在阿隆的历史哲学批判中，“真理”只是作为范导性概念存在的，并不具有康德体系中的强意义，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其存在的必要性。具体言之，即便“去魅”的世界使得人类不再能够仰仗绝对真理或者上帝来定义自身，但阿隆坚信，虚无并不是人类唯一的宿命。相反地，只有终其一生追寻在无穷远处的理想社会的人类，像一生重复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那样，才可以说真正具有了存在的价值。他说，“只有人类才能够投身于这样一种冒险之中，它的结局不是死亡，而是自我实现。”②只要人类历史尚未终结，人类追寻自身意义的冒险就不会停歇。同康德一样，阿隆倚重“自由”，然而他的自由主义更少了一些英雄主义的色彩。他放弃谈论“绝对命令”，他的历史哲学批判较之康德的批判更少形式化而更为具体。对康德而言，普遍历史的理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自然界不做无目的之事”，而人类的自然禀赋———理性和自由的全部实现是自然界所预设的人类命运的不二法门。③很明显，他的历史观建立在历史目的论的基础上。阿隆的初衷，是将康德的理性批判延伸至历史领域，然而他的批判，减弱了目的论的论证方式，而更强调实践。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现实实现方式只可能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需要价值引导，但又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行动。人类历史的意义的获取并不取决于服从于一个先定的目的（比如康德意义上的自然的计划），而在于人类从未停止赋予其意义。这就决定了他建立的历史批判哲学同时具有思辨的和分析的两种特质，一方面，历史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的自我构建和实践，它面向的是现象世界；另一方面，就它不放弃理想社会的设定而言，它又同时是一种面向本体世界的构建。换言之，虽然我们并不清楚历史将终结于何处，但至少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往何处。如上，便是阿隆构建的历史理性批判的概貌。总的来说，究竟多大程度上历史科学可以是普遍的，就取决于构建起来的因果的有效性的界限，历史客观性的界限问题就被替换成了因果普遍性的界限问题。首先，历史学之所以无法实现完全的决定论，不是因为我们无法全知，而在于历史对象本身意义的丰富性，即我们无法将社会事件当作物那样来处理，我们面对的历史中的主体总是活生生会反思的人。其次，阿隆认为，历史事件的构建总是多序列的构建，因而因果说明也并非是单一的，依赖说明与理解之间的一种合法的循环，说明的成形依赖于对行动者动机的理解，同样的，理解的加深也离不开说明总是试图将个体放到更大的背景去被理解的努力，比如１９３６年苏联的大清洗，历史学家可以从当时苏联社会民生状况角度，也可以从党内政治斗争角度，亦可以从斯大林个人的心理层面角度进行解读。只是要获得对历史的尽可能完整的把握，就需要历史学家整合这各个层面的解读，虽然真实状况无法再现，但是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的方法和思路，接近历史原貌仍然是可以想象的。如是言之，历史的决定论只是一种假设的普遍性，因为它只能到达部分的真理，而无法把握完整的对象本身。而“真理”或者“俗世的人道主义”，即便在个体的有生之年无法触及，却仍然具有安慰人心的力量。需要提到的是，阿隆的历史理性评判不是凭空建立的。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的问题意识很多都源于韦伯的思考，比如侧重于对历史客观性界限的研究而非其基础的研究，亦如说明和理解之间的关系等。同时，他的批判的建立亦得益于对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李凯尔特的批判，在他的另一本历史哲学著作《批判的历史哲学———论德国历史理论》，他曾深入分析狄尔泰、李凯尔特、西美儿以及韦伯各自建立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利弊。可以说，正是在批判和扬弃前人的理论的基础上，他所希望建立的历史哲学批判的路向才得以清晰。

正如他在《导论》的序言中自述的那样，他对人文科学的客观性问题的反思，一方面旨在限定历史知识有效性的边界，认为历史学科所确立的只是一种或然决定的真理，换言之，在历史认识客观性的问题上，他采取一种相对的客观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这一立场亦一以贯之于历史行动本身。表现在政治领域，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末世论和救赎论，主张一种渐进的合理的政治。事实上，阿隆的或然决定论反驳了实证主义者所持的过去是确定的，而未来却不可知的看法，在他看来，我们不能肯定地认识将来，正如我们不能对往昔做出一个完整的因果分析一样。未来总是朝着行动中的人展开的，体现在历史科学领域，亦即它的反思性。总的来说，历史的实践，作为一种反思的实践，是不断走向自由的过程。历史知识的反思性的本质使得个体一方面意识到自身的事实上的相对性，因为人处于历史之中，是历史的，有限的，另一方面，又能够摆脱这种局限性，即通过“真理”概念的引导下自由的践行，超越历史主义。总的来说，阿隆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既反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又否认逻辑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的立场，主张人类结局的开放性，朝向一种自由和康德意义上的“真理”。为了排除认识论上相对主义的结论，他的历史哲学仍然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哲学立场，有一个形上的设定，即类似于康德的“永久和平”的“俗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理论可被视为一种试图调和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初步尝试。

作者：李岚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