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化的哲学思考

来源：中文期刊网位置：哲学社会时间：13-05-28 08:40

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

不同的科学事实之所以支撑不同的科学理论，其根源在于不同的科学家拥有不同的思维。任何一种科学的普遍性都相应地渗透着一种哲学观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使他们得以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往往不是那些具体专业中的直接性的材料，而是对这种材料进行处理的方式，即某种意义的哲学。提出量子假说的德国学家普朗克指出：研究人员的世界观将永远决定着他的工作方向。爱因斯坦也说：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要是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因此，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就指出：“只学个别科学，不学基础科学（唯物辩证法）是不对的。”[8]（p.320）并倡导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领导科技工作的实践中，从科学家应当具备哲学的角度，将哲学对科学的指导作用概括为“共同”、“共同方法”、“省得许多事”和“少犯错误”等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9]（p.396）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方法，指的就是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哲学只能包括而不能替代自然科学结论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同时，坚决反对用哲学取代科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论一样。”[10]（p.874）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哲学“包括论”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相反，“代替论”却颇为流行。1961年，经毛泽东批准印发执行的科技十四条明确规定：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想武器，但是，“第一，不能强制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第二，要认识到，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原理，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才能逐步做到”。[11]（p.563）然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的问题上，曾经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指出：“近来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现一些关于毛泽东思想在自然科学各专门领域中胜利的提法问题，值得研究。”196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的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出了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问题。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现象的思想理论基础，就是认为哲学可以取代自然科学。“大革命”期间，哲学代替科学的论调演变成为，在党的报刊上公开发表，成为压制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1972年，姚文元说：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然辩证法。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上，煽起一阵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招牌，妄图代替和否定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妖风。[12]（p.257）1975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科学院汇报提纲，针对当时流行的“自然科学理论就是指自然辩证法”的观点，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的同时，强调指出：“不注意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有了哲学就可以不要各门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理论，以为不需要依靠辛勤的科学实践和精确的科学论证，只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对的。”[12]（p.256）为了从理论上批驳“代替论”的错误，邓小平指示《汇报提纲》起草组编印了《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语录。然而，1976年“四人帮”大肆攻击《汇报提纲》中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论述是“右倾翻案风”，并再次叫嚷：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12]（p.257）事实证明，“代替论”对科学的发展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却限制了科学的研究领域，扼杀了科学的创造性。

政治与科学的统一，是毫无疑义的，永远如此

如何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作为社会建制的现代科技不能回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随着政治内容的变化，科技与政治的具体关系，也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政治的内容是不同的，“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4](pp.803-804)政治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科学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斗争”。[4](p.804)但是，无论政治的内容如何变化，“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4](p.803)20世纪以来，科技的国家化凸显了科技的政治化趋势，甚至成为国家巩固、强盛的重要手段。但是，科学与政治的“统一”强调科学要讲政治，并不表明科学就是政治即两者是“等同”的。把“科学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就会发生另一种片面性的看法，就会犯‘左’的简单化的错误”。[13](p.303)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发生过反复，社会实践中有过曲折。（一）科技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独立相联结社会政治制度是国家科学发展的前提。西方近代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社会根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腐败社会制度。毛泽东认为，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社会沦为半殖民地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寻找富国之路，走民族振兴之路，首先要进行社会革命，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然后，才有条件进行经济和开创科技事业。但是，在旧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曾经有不少人，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幻想“科学救国”，也就是抱着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服务的目标，进行科技工作。事实上，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迫，由于旧中国统治者政治上的反动和腐败，资本主义生产在中国始终没有充分发展，因而始终没有发展科技的动力和基础，“科学救国”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科学救国”的要害是离开政治图谋科学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10](p.1080)从梦想的幻灭中，人们逐渐懂得：“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10](p.1080)因此，旧中国的现实使许多爱国的自然科学家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参加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中。“科学救国”论幻灭的历史说明，脱离中国的政治，孤立地发展科技是不能成功的。（二）放松政治，科技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善良的政治服务，也可以为极少数人的邪恶的政治服务。近代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就是利用先进科技的优势得以实现的。100多年来，帝国主义者站在中国人民头上，利用科学作为剥削、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手段。[14](p.510)殖民地政治使科技走上了反人类的邪路。针对此，毛泽东指出：“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15](p.1495)原子技术自发明以来，就有为人类谋福利与作为战争武器的核军备竞赛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引导。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1960年4月16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该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16](p.140)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掌握以原子能和火箭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其政治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用于战争。在具体的科技活动中，毛泽东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政治与科技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4](p.803)“大跃进”期间，尽管毛泽东在1958年还说：要学习美国的求实精神，要学习苏联的革命精神。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影响，从总体上讲，我们的科技工作走向了无视客观规律、不顾客观实际、不讲具体条件的错误道路。尤其是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严重破坏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三）不注意政治，会成为迷失方向的技术家在现代社会，科学家如果不关心政治，就不能运用科学更好地造福人类。对此，毛泽东提出科学家要关心政治，他指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4](p.803)其危险性在于，不知道自己的科学研究是为人类谋取利益，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

旧中国科学救国梦想的幻灭，使一些自然科学家感到灰心和失望，对旧中国的现状不满，却又没有参加革命斗争的觉悟和勇气，只能是更加埋头于自己的科研工作，不问政治，不问自己工作的目的和作用。他们高唱“为科学而科学”的论调，对用科学来“救国济民”、“利用厚生”、“求真致用”的理想，采取鄙弃的态度，认为科学与救国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由于弄不清政治和科学的关系，不少科学家认为自己应当保持政治的中立。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有一些科技工作者抱有“为科学而科学”的态度，不愿把个人的志趣与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事实上，“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13](p.302)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家、有民族的，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科学家必须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保持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针对此，毛泽东指出：“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4](p.803)尤其是在科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各国都将科技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的时代，保持政治中立就会使科学本身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即使科学没有遭到取缔，它也不再能吸引一切思想活跃和有探索精神的先进分子。因此，在现代社会，不问政治的科学家是迷茫的科学家，不问政治的科学研究是没有前途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毛泽东时期，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政治局面相联系，常常被各种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淹没，同时某些科技思想和科技实践出现正确与错误曲折反复和相互交织的现象，毛泽东的思考和努力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毛泽东科技思想”的概念都是在2004年才正式提出并逐步被各方面接受，足见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社会植根的艰巨性，足见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必要性。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的竞争核心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改造功能、科技寻求哲学的指导、科学围绕政治的服务等问题，再次尖锐地摆到人类的面前，赋予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以新的任务。

作者：曾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