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觉下的教育公平制度探索

来源：中文期刊网位置：政治法律时间：13-05-28 08:51

近代时期的公平制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在帝国主义炮火•１５０•的轰炸下开始被迫向世界敞开，外国的入侵，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中国进入近投稿展时期。中国近代文化随着西学渐入，冲击了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资本主义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改革、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变革最频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了解我国近代教育公平制度的变迁。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进行侵略，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一些教育学校，虽然这些学校是用基督教和西方来进行教育，以达到从思想上同化中国人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在办学之初就开办了女学，为我国的男女教育平等开了先河。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高峰，不但对封建社会、经济和军事进行了批判和摧毁，也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洪秀全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的平均思想和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并将其体现在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妇女等政策的各个方面。在教育方面，太平天国就实行了一种政治、、教育三者合而为一的平等社会教育制度：重视儿童教育，主张男女平等，废除了科举考试对门第、出身的限制，开创了不分贫富、贵贱、男女平等的普遍的教育。虽然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文化，但是其教育改革和实践为我国开创公平的教育起了先驱实践的作用，引发人们思想和文化上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对外战争的失败，使统治阶级开始反思，于是洋务运动应时产生，向西方学习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产生，求强求富的改良意识开始明显，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代表人物一致强调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在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的学校制度的同时，发展女子教育，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构建了一个“无邦国，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极富创造性地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儿童的教育完全由社会承担；他还对男女不平等受教育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其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倡导男女教育平等。另一位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倡导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并创办了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在西方近代教育观念的引入下，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延续了１３００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并依照西方近代三级教育模式建立了规范全国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设置了与近代教育相匹配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使得新式学堂的数量迅速增加，使普及教育的思想开始了初步实施。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的思想迅速，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新的文化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已经被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代替。中华民国成立，奠定了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基础，为与民主共和相适应，在文化教育政策上进行相应的改革。

孙中山在１８９４年《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普设教育，使国人不分贵贱皆能受教育，使人能尽其才。在１９１２年后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的致辞中，孙中山指出：“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另在《民主主义与社会革命》的演讲中指出：“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之，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期，将教育权利平等的民间主张写进了官方的条文，如１９１２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１９１３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将“初等小学四年定为”，“也可以男女同校，另专为女子设女子中学校”。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平人类不平等”的革命信念，从教育平等的观念出发，竭力主张效法西欧，实施普及性的、平等的学校教育。１９１７年，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请促进义务教育案》，次年１０月提出《推行义务教育案》，要求政府实施义务教育，各地中小学迅速发展。中华民国时期，教育公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现，初具制度模型，如《中华民国教育宗旨》（１９２９年）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１９３１年）明确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男女教育机会一律平等”）；《中华民国草案》（１９３５年）、《中华民国宪法》（１９４６年）则更全面地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３］。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恢复封建君主制，中国出现了历史倒退、文化倒退，但是时代潮流具有不可逆转性，一批积极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五四”时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反传统的运动，它给中国带来了民主和科学。与文化变革相适应，中国的教育开始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开始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的多元文化，教育权利平等的思想主张在这一时期成为人们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教育平民化、个性化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特征。平民教育的代表人物陶行知提出了“学校即社会”的主张，旨在扩大教育的范围、对象和学习的内容，让人民大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陶行知后期将他的平民教育由乡村教育发展到了普及教育，定位于为大众服务，把教育平等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成为我国教育公平制度探求路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的１９２２年“新学制”的七项标准就包括“发扬平民教育精神”和“使教育易于普及”，并在“新学制”中规定“初级小学４年为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成长时期，也对教育公平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１９２２年党的“二大”的《大会宣言》提出了两条教育纲领：“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在党领导下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开展了一些特殊的教育运动，如普及义务教育运动、免除学费运动、在教会学校内平等待遇运动、男女平等运动等一系列为群众争取平等受教育机会的运动。１９３１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党的教育政策是要使工农劳动人民子弟受到免费教育，学校大门向劳动人民敞开。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政策更加旗帜鲜明地要求贯彻“在抗日和团结的条件下，主张不分阶级、不分、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都有受教育机会平等的权利和义务。”［４］当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后，文化不再为少数统治阶级所垄断，而是成为人民所享有的精神财富。在这些教育政策和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人教育和农民教育等。现代文化时期的教育公平制度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同时亦带来了文化教育上的翻身和解放。文化事业从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向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国家在帮助广大翻身工农获得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把实现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增加劳动人民子弟入学机会作为主要任务，并以各种形式确保全体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为保证公民教育权利平等和入学机会均等的贯彻落实，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如教育向“工农开门”、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免收学费等。

１９５１年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个新学制，标志着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确立。教育公平制度被明确，如新学制实行单轨制，保证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重视工农教育，同时为成人接受再教育而设立的训练班、实习班。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国内条件和自身经验的限制，新中国的文化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和不足，如在“大跃进”时期降低了教育的质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国的文化处在一种专制之下，政治对教育的干预过大，随着政治动荡，出现了文化观念上错乱，全面否定中国的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一切西方现代文化。过分以政治出身来限制教育权利和机会，一大批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处在低谷时期，各项教育公平制度均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除了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外，在文化领域也逐步消解“文化大革命”的极端走向，提倡解放思想，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涌入中国，在教育上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及开放的文化模式。基本的教育公平制度开始建立，如恢复高考制度、颁布义务教育法及实施细则，我国政府也在教育公平制度方面进行不懈的实践：把每一位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写入宪法和其他教育法律中；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从教育公平的观念出发，拓宽办学思路，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取消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免试就近入学，保证我国人民享有更多的接受的机会，除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外，还为实现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提供了多种途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进入多元的文化历史时期，虽然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是多元选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人文精神对教育公平制度的影响日益增强，教育公平制度体现了社会对人权、人性的尊重与关怀，受教育权利平等已经被视为最基本的人权。教育公平制度除了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西方文明的影响，我国教育公平制度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考试制度依旧是我国教育公平制度的主导制度；受西方人权和个性教育的影响，我们在考试过程中又有许多相应的非考试政策；而在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官本位导致教育腐败现象的出现，使教育公平制度执行不力，如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原则，受到权利和金钱的破坏，不能有效执行；虽然国家已经明文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但实际上却是名无实存，在以分数择校的基础上出现了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导致教育不公平问题突出；高等教育收费制的实施，与其相配套的资助体系和政策还不完备，导致社会底层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受到冲击。这就要求教育应做到尽可能的公平，改革旧有的教育公平制度或构建新的教育公平制度必须考虑根植于社会的文化因素，否则教育公平制度将难以执行或有效运行。

作者：段丽华 柳海民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