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的知识转移探索

来源：中文期刊网位置：自然科学时间：13-05-28 09:01

机构背景:CSIC的人文社会

在2007年我们开始进行研究项目时，CSIC拥有员工12，885人，21%是长期聘任的科学家，35%是合同制和博士研究人员，其余44%是技术和人员(CSIC2008)。研究活动由研究所组织的大批研究小组进行(2007年，CSIC共有126个研究小组)。研究所是CSIC内部的管理单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在CSIC研究活动总量中占比相对较少。因为，在CSIC雇员的总数中，人文社会科学只占10%，包括280位长期聘任的科学家以及225位博士和合同制研究人员，他们分属于17个研究所，其中6个社会科学研究所，11个人文科学研究所。在这些研究所中，研究人员组成较小的研究小组:本项研究将之划分为74个人文科学研究小组和23个社会科学研究小组。①长期聘任的科学家是研究机构的核心。一般来讲，这些研究人员在同一个研究所里度过其主要的研究生涯，并在选择研究议题和设计研究规划时享有足够的自由。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学术兴趣，没有寻求额外经济资助的压力。任期体制的稳定性导致研究人员老化现象:在大多数研究小组中(78%)，研究人员的平均年龄超过40岁。而且，在研究基础设施不集中和可以独自开展研究的情况下，自由展开个人研究规划必然会导致机构的碎片化结构。

知识转移与转移机制

潜在用户和受益者、更新和使用知识的渠道非常广泛。经由媒体、出版物和报告的传播，完全可以传递与非学术用户相关的和知识。而隐性知识和技巧则通常要通过专门化的服务来传递。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很少利用媒体传播其研究成果(见表3)。直接通过专门合作和知识转移活动与非学术界进行交往的研究小组的比例稍高一些，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1/4的受访者“几乎从不”参与这类活动，近13%的受访者经常参与。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少数几个研究小组将负责组织内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的大部分合作研究与知识转移活动。大多数研究小组(58%)均表示，它们只“有时”或“几乎从不”参与非学术组织的合作和知识转移活动(见表4)。但是，它们对这类活动的态度却是正面的:84%的研究小组认为它们应该“经常”或“非常经常”参与知识传播活动，61．4%的研究小组则表示，在选择研究活动时，它们会考虑其研究成果存在的潜在经济或社会效益。另外，参与国家或国际研究网络的研究小组对知识转移活动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我们发现了表明非正式安排在知识转移机制中重要性的证据，即不是以合同或者其他正式协议为中介的合作和没有进行正式登记的合作。首先，在半结构化面对面访谈过程中，我们索要了与研究小组合作的机构名单。这些名单要比研究所与之签署正式合同或建立了正式合作协议的机构的名单更长。似乎有大量合作没有进行正式登记。其次，在讨论与研究人员合作的具体情况以及对研究人员的影响时(对此下面将进一步讨论)，引起我们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基于非正式的联系的案例。例如，我们发现了向博物馆馆长、戏剧和电影导演及制片人提供帮助的案例。在这里，研究人员的作用是就具体问题提供咨询，通常对所开发的产品(电影、戏剧或展览)的准确性有所帮助。此外，虽然电影或展览的准确性有内在价值，但准确性与经济及商业价值之间没有联系。例如，在以17世纪为背景的戏剧或电影中，大多数观众并没有意识到表现的对象是否属于18世纪，影片在商业上的成功将不依赖于历史细节准确性的程度。因此，对于研究人员的意见，直接用户没有承受经济损失以换取准确性的动力:回报是无形的，不是金钱方面的。无形回报与基于个人直接交往的开放式合作的结合是非正式合作的特征。我们发现，这种联系通常是建立在长期的个人关系基础上的、递归的和开放式的合作;当以单独合作和转移为例时，它们受到时间的限制，并要求研究人员有知识的积累，而且研究人员往往没有时间去解决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的特定问题。另一种人文科学研究人员给予的支持类型是加强与非学术用户的协作联系，而不是研究人员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通过与生产商的合作关系深深地卷入其中。一个例子是CSIC的学者和家与一位音乐制作人合作创作16世纪西班牙诗歌音乐专辑。合作要求将西班牙古老音乐改编成现代乐谱，从而使今天的乐手可以演奏这些已经有几个世纪未被听到的西班牙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合作中，研究人员、音乐家和制作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他们必须在许多阶段共同工作编辑新的CD(选择作曲者、选择要播放的文本和音乐作品、改编、器乐伴奏)。尽管如此，这种关系仍然具有由席勒定义的非正式性的特征:它们是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上的、并未导致金钱报偿的、开放的关系。这些产品的潜在市场通常非常小，仅靠自身无法维持有利可图的商业运作。目前，支持这一事业的主要是公共部门和机构。另一个研究小组与非学术受益者的非正式关系的例子是研究遗产、记忆和冲突的人类学小组与一些民间社会团体(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大型监狱周围的邻里协会等)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试图解释社区处理棘手问题的社会过程。在研发项目框架内，人类学家帮助民间团体收集信息，并通过展览、书籍和其他媒体来表达和传播他们的意见，以此来帮助他们。而且，研究人员和受益者之间的这种联系方式是通过长期的私人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这里没有物质回报，有的只是开放的态度。此外，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非学术受益者不需要保密:转移的对象不是商业化产品或是在设计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设计、有形产品、部件或信息。转移的“对象”是对帮助发展和完善服务(主要是公共服务)、决策过程、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的贡献。有趣的是，需要注意到合同签署后，特别是与公共部门的公司签署后，许多团体经常遇到合同执行困难和收款延误的问题。从合同的角度看，研究人员或者不熟悉CSIC的合同签署过程，或者对合同不适合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具体来说，合同范本包括对性研究领域至关重要的条款(保密及披露条款、专利所有权、特许权使用费等)，但没有考虑到人文科学至关重要的方面，如对文字和视听作品撰稿者著作权的认可以及版权费的分配。因此，情境因素可能成为运用非正式方式实现知识转移的趋势。当任务有较高的可见性时，如起草一部或制定一项政策方案，或者要求由专家小组合作完成的研究工作，合作的过程就变得更加正式。在公共部门与研究所之间签订的正式协议是用以巩固CSIC小组提供的研究或咨询服务的共同工具。当它们的所作所为与研究和咨询合同非常相似时，协议可能涉及或不涉及经济赔偿。最后，在少数但相关的情况下，与非学术用户和受益者的正式联系超越具体任务的单一合同或协议，延伸到其他类型的长期安排。最相关的例子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IESA)和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的联合研究中心。当地政府除了签署由IESA为其实施具体研究的许多协议外，还为IESA提供核心基础设施的支持。IESA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几乎是作为政府的社会研究中心。作为一个机构，IESA是以“跨部门”的形式出现的，即跨越了传统上的将学术界与其他社会机构分开的体制界线。

用户、受益人和使用例证研究

小组普遍认为，潜在用户和受益者不知道(20．8%)或“知道一些”(48．1%)学术研究成果和相关成果。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感觉到他们需要研究小组生成的知识类型，这些结果表明，受访者对与其工作的潜在的非学术受益者的沟通程度感到失望。然而，他们并不将这种失败归结为用户群体的特殊性。相反，在访谈中，许多受访者指出，潜在的用户机构都拥有大学以上学历、能够从事合作研究的人员，而且，他们将未能使这些机构加盟归咎于其上级组织:受访者经常指责CSIC没有宣传这些机构的能力(下一节将对此详加论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所生产的知识的用户和接收者，大体上是公共部门、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的非营利机构。在我们面对面的访谈中，构成社会科学主要“客户”的是政府部门和机构，虽然我们也发现，还有与公司(业、、电信、、媒体、文化部门等)、工会、行业协会和国际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互动的实例。在人文科学领域，大多数是文化领域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包括私人和公共机构):电影、音乐和视听产品制作者、出版商、博物馆，以及文化、旅游、文化遗产和媒体部门。我们发现，围绕提供咨询建议进行合作的例子有很多。特别是在人文科学领域，CSIC研究人员为戏剧电影制片人、展览组织者在非常广泛的领域(科学、科学考察活动、西班牙犹太人文化、艾尔安答路斯的与历史等)中提供了咨询建议。在政策方面，CSIC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参与了科学和创新、国际关系、道路安全、男女平等、文化以及政策等方面的设计与实施。最常见的任务是提供政策设计方面的咨询建议。政府官员要求研究人员提出可供讨论的文件、参与委员会起草法律、参加制定政策的正式讨论，并思考制定新的法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为西班牙科学法律起草委员会作出了贡献，在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政策性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这些贡献是个人的和在复杂的决策过程中整合的，其中个人的影响难以评估或识别(有时邀请参加咨询小组的工作是非正式的，没有留下“文件痕迹”)。有时候，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贡献更直接，更可追溯。CSIC的研究人员起草了公共政策规划，如两个地区性的科学和技术计划;在这些情况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是直接的、明确的。在可操作条件下，CSIC的研究人员还提供了更广泛的支持，即帮助生产和服务业务良性运营，或支持其维护任务。这些支持与学术研究领域非常接近:古埃及专家帮助一家修道院保养维护其所收藏的古老的埃及纸莎草纸文献。然而，我们也发现了与学术研究领域较远的帮助实例。例如，CSIC的语言学家通过分析谈话记录，帮助警察机构确认参与犯罪行为者的出生地(就像前面已经解释过的)。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成果和能力都是在商业以外“使用”的。在某些情况下，市场是完全商业化的。我们发现了符合规范的与私人部门合作的案例，比如，根据西班牙法律规定，任何重大土木工程开工前，考古小组与建筑公司需要签订许多合同，进行文化遗产影响的评估。这类工作已经成为与专门的私人顾问公司竞争的考古学学术研究人员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少数情况下，我们还发现为公司商业产品开发提供技术援助的实例。例如，CSIC的语言学家与电信公司合作开发语音识别软件和机器翻译设备。总之，我们发现CSIC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的用户和使用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期待:应用的多样性将伴随着大型和多元化机构的研究领域、位置和研究方向的多样性。

机构问题和CSIC的作用

尽管CSIC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能力得到多样化的和相关的实际应用，但不能忘记的是，只有一小部分研究人员参与这些活动。就像我们以上所讨论的一样，58．2%的研究小组只是偶然参与或者从不参与知识转移活动。从机构管理的观点来看，这种差异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像在CSIC案例中，对集中、统一的规程存在一种偏好。我们的许多受访者对CSIC的实际做法持批评态度。虽然CSIC的官方文献强调与社会行动者交往的重要性并且支持知识转移活动，但实际上，研究人员认为，人事政策和管理的实践均不鼓励这类活动。近80%的受访者表示，在推进知识转移活动时，CSIC几乎从不考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特殊性。尽管感觉上缺乏CSIC的支持是影响所有CSIC研究人员的普遍问题，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是由整个CSIC评价个人和团体研究活动时使用的绩效指标的类型构成的。实际上，最重要的个人晋升标准和研究小组绩效评估标准主要是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成果。反映知识转移活动的指标集中在商业活动(副产品/衍生产品、专利和许可收入);这些对和工程科学某些领域是适合的，但不反映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知识转移活动。对个人和小组评估的方法几乎引起了我们访谈的科学家的一致批评;只有12%的被访科学家声称，当给他们的研究小组分配资源时，他们的知识转移活动才会被考虑。研究人员发现，管理程序是繁琐的，CSIC的官僚主义压倒一切。许多受访者认为，对知识转移的管理缺乏简单和透明的程序，不能获得高质量的支持服务，现有的合同模式不适合其实际情况。主要程序不是惟一受到批评的元素。小组代表也批评他们所属的研究所。特别是，我们听到对研究所所长的抱怨是，很少提供建立对外联系方面的帮助。受访者指出，缺乏机构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与潜在用户联系的“品牌形象”。超过80%的受访者指出，研究所所长不参与研究小组的对外推广活动，相近比例(78%)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积极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结论:机构和政策的挑战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的知识和能力的应用环境非常多样，但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公共部门强大，知识商业市场不发达，非正式的知识转移很普遍。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些部门的用户很少需要专用权或保密条款。通常，人文社会科学用户对应用知识解决特殊情况和问题感兴趣:例如展览会的筹备工作、音乐唱片制作、新政策的设计以及旅游指南的编写。换言之，在我们分析的案例中，用户对通过特殊表达形式或者将其纳入自己的生产和管理程序的知识转移作出评价。以历史学家对电影的贡献为例，电影表现出来的形式(剧本和影片本身)可受著作权保护，但是历史学家用以确认电影的历史背景是否准确的知识就得不到保护。即使是最终产品也通常用于不存在商业市场的部门:例如，科学或艺术展览的客户很少会承担其组织成本。尽管这类活动具有社会价值，但与商业市场价值没有关联。此外，对潜在用户而言，研究成果的传播不会降低其价值。例如，将社会和经济研究结果应用于公共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详细论述，并且这些知识是否众所周知并不影响其应用。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时间上的额外投入。在这些条件下，知识转移渠道可以围绕非正式机制循环往复。我们发现席勒对非正式性的三个维度的定义(2010年)适用于我们所认定的许多关系:对围绕个体研究人员建立的直接交往的关系的“管理”、趋向开放的合作的范围和非金钱的无形回报。在可得到的经济回报和所需要的额外经济低的环境中，对参与学术研究的人员和潜在用户及受益者之间关系加以正式制度化的压力相对较小。这些关系的非正式性使得这些关系在其中发生的机构看不见它们。事实上，假如我们使用知识转移的传统指标如专利、许可证、许可收入、合同或衍生品，许多我们已经确认的知识转移可能无法被发现。可以说，它们是“在雷达之下”实施的。正如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问题不是不存在联系，而是联系是非正式的，联系的范围有限，而且其上级组织CSIC几乎总是看不到。在许多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学科中，非正式知识交换手段的优势和契约关系过程的相对缺乏与正式契约关系和长期商业往来的重大作用形成对比。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移可见度较低的显著特点对机构而言意义重大。首先，进行机构和个人评估时没有考虑这些活动。在西班牙，进行学者晋升评价时很少考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转移活动。其次，支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转移的政策要想行之有效，就应该针对这一领域的具体特点。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科学家认为，知识转移活动不是其上级组织优先考虑的事情，而且由于潜在用户和受益者对研究小组的能力缺乏认识而受到限制。

作者：埃伦娜·卡斯特罗 马丁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