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空间正义思想的三个维度综述

来源：中文期刊网位置：政治法律时间：13-05-28 08:51

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性积累”：资本主义形态下社会空间的断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人类社会空间的一种基本形态。在本质上，它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是一种通过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创造的“人化”空间。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使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大改变了城市的功能与面貌，城市因此成为“资本主义大所必需的基本生产条件的空间集结体、力集中和流动的市场，特定区域内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的聚集体”。［９］（Ｐ７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市具有优越于乡村的巨大“聚集效应”，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增长的重要条件，同时，城市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载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空间化表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城市社会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他们看来，城市空间不仅仅是容纳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容器”，其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一个内在的重要环节。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聚集效应促进了资本的集中、聚集了资本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基础设施，尤为重要的是，聚集了大量“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即“过剩的劳动力”。马克思说：“城市越大，定居到这里就越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运河和公路；挑选熟练工人的机会越来越多；……因为在偏远地区，建筑材料和机器以及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都必须先从别处运来；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同提供原料的市场和销售成品的市场有直接的联系。”［１０］（Ｐ４０６）但马克思恩格斯很快就对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表征的城市展开了批判，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在把一部分人变为“城市动物”的同时，也把另一部分变成了“动物”。可以说，城市对乡村的空间的“剥夺性积累”①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切入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分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城乡对立的模式都会有所不同。“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所有制和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１１］（Ｐ４７３）就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以城市为表征的工业文明给以乡村为空间载体的农业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农村逐渐沦为城市的附庸，成为其依附的广阔的“边缘”。马克思说：“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１０］（Ｐ５５６）在一定意义上，城市与乡村不仅代表着两种生产发展水平、两种社会分工模式，更是文明与愚昧的分水岭。不仅如此，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空间结构的对立性还不断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城市对乡村的空间剥夺基础上的，它需要不断地创造空间的“中心”，同时也生产出依附于此中心的“边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的原始积累其实质也就是使农民脱离其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造就大批破产失业农民。正是这些破产农民日后成为城市雇佣劳动大军的主力。农村因此充当了工业资本主义城市的“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资本积累越频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越深入地渗透到乡村，就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从乡村来到城市，城市的聚集效应也就越大，乡村就越来越被沦为城市大工业生产的原料基地和廉价劳动力的储备场所，城市的统治地位也就越巩固，乡村也随之越来越衰落。”［１２］随着乡村小农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逐渐破产，为农业产业的资本化经营、农业工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乡村开始彻底屈从于城市的统治。古罗马帝国以后乡村对城市的逆转不可能再上演了。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这种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１３］（Ｐ１０４）由此可见，资本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力量”，“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１３］（Ｐ１１４）在某种程度上，城乡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类似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关系。城市为自己的发展制造出依附于“中心”的广阔“边缘”地带，以“边缘”区域的资金、劳动力和原料市场来滋养自身。城乡的二元对立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的影响是“使农民的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１３］（Ｐ１０４）因为人类理想的社会空间形态是以城市和乡村的和谐统一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生产这种空间对立，这构成了当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空间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居住空间的碎片化：城市内部空间分异与隔离的微观研究

所谓居住空间正义就是要求住宅的建造与规划与主体的需求相一致，强调居住空间的合理规划与正当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居住的公正问题在一定意义上首先与住房短缺有关。恩格斯指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在开初就作为工业中心而兴起的城市中，这种住房短缺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巴门－埃尔伯费尔德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房短缺曾经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而且现在多半还像慢性病似地继续存在着。”［１４］（Ｐ１３１）这里，恩格斯区分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住房短缺现象：一种是一般性的住房短缺问题，即一切时代的那些被压迫阶级的住房总是短缺的；另外一种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因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收到作为工业中心的城市里而造成的住房短缺现象。与普鲁东主义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工人住宅短缺和地产被剥夺深表道义上的同情和哀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居住现象，认为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造成了工人住房短缺，而工业生产方式本身就需要住房短缺。因为，工业生产的剧烈的周期波动性决定了大量失业工人“蓄水池”般的存在，就客观上需要造成大批失业工人并使得他们露宿街头。因而当农业工人大批涌进城市，且涌入的速度比为他们建造住房的速度更快的情况下，“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１４］（Ｐ１６７）而身为房屋的主人，资本家不仅有权，“还有责任”（由于竞争的需要），从自己的房屋租赁中无情地榨取高额的租金。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住房短缺是必然的，它服从并服务于资本榨取高额剩余价值的需要。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居住空间问题遵循着资本的生产和增殖，是资产阶级有意谋划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重点讨论了资本是如何参与并重构城市居住空间格局的。恩格斯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１５］（ＰＰ．３０６－３０７）居住空间的分异与隔离突显了身份与尊严的不平等。住在贫民窟的工人被看成一群肮脏和贫穷而道德堕落的人、“下层阶级的人”、“非人的人”，是没有尊严的人，而住豪华社区的人则是被看成“高贵的人”、“上流社会的人”、“体面而有尊严的人”。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穷人和富人的二元对立结构出发描绘了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中的居住空间的分异与隔离现象：“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高等的资产阶级住在郊外房屋或别墅里，或者住在空气流通的高地上，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１６］（Ｐ８７）居住空间隔离是一种二元化的身份对比、权力象征、社会地位的标志和一种可以识别的符号。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居住背后的资本主义空间的异化、冲突和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也描绘出了城市居住空间的碎片化及其空间结构合理性的缺失所导致的作为主体的人的异化。华丽的伦敦街头拥挤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把原子式的个人利己、冷漠、孤僻等都市精神推向了极端。“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１７］（Ｐ３０７）在这种资本的空间化逻辑中，居住空间的畸形导致人的个性严重扭曲，人的能力、健康受到压抑，人因此成为“单向度的人”。

结语

本文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是在如下观念下展开的：正义的或者空间维度是社会正义本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正义和非正义在社会上如何被构造出来以及如何随着时间演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但空间正义并不意味着正义仅仅由它的空间性所决定，它总是和其他涉及公正的社会概念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自由、解放、平等、民主、公民权利。对于资本积累在全球、区域以及城市内部造成的碎片化以及空间剥夺、隔离、极化等诸多不正义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全盘否定，认为工业革命摧毁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家园，把农民和手工业者驱赶到了城市，也造就了革命的主体（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之处。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城市内部空间分裂、城乡对立乃至全球范围内中心与边缘的对抗等诸多不正义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这才是治本之策。空间正义不仅是当年马克思也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仍然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和实践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在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下对资本主义空间公正问题的剖析，无论是运用其空间正义思想对中国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以规范和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空间，还是在当代现实语境中对资本主义展开空间批判，捕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幽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出发，“空间”已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它既转嫁了过度积累的危机，又进一步推进了资本的积累。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全球分工格局在今天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处于“中心”的资本不断寻找着新的剥削方式，而“边缘”被迫回应中心的需要，不断地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和消费市场。“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在当代现实语境中捕捉‘殖民主义’的幽灵，使批判的思想、方法和策略赶上‘资本’变化的节奏，窥破种种幻想，抵达问题的核心。”［１８］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作为“中心”的城市空间对作为“边缘”的农村构成了过度的“挤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便是对这一城乡空间不公正格局的正面回应。而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也开始呈现。最明显的个案就是，居高不下的房价成为当下中国异常棘手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当前快速的城市化、空间资本化过重等现象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找到社会空间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点，“走符合空间正义原则的新城市化道路，让城市化的增益惠及所有人。”

作者：刘红雨 单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