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特征分析

来源：中文期刊网位置：政治法律时间：13-05-28 08:51

“分配正义”理论是资产阶级家为资本主义道德合法性辩护的主要依据，认为社会对个人的分配是按其资本占有的程度来分配的，由于不同个人对资本占有的差异是的结果，因而这种分配公平的资本主义是合理的。在审视以往思想家对“分配正义”的论述，尤其是批判考察拉萨尔、蒲鲁东等人的错误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思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正义诉求的本质，指出由于这种正义的解释家往往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言者，其貌似合理的话语背后掩盖着少数人对社会多数人的利益侵占，是一种失真的、扭曲的社会正义。马克思通过揭示“分配正义”的困境，戳穿资本主义政治道德的虚伪性:“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9］(P302)所以，无产阶级“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穷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成。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制度!’”［9］(P97)马克思认为要真正实现社会的正义，无产阶级必须完成对“分配正义”的超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转模式中探讨“正义”是可笑的，因为资本的统治从根本上不具备“分配正义”的基本条件，资本所有者始终是社会分配的最大受益者，或曰正义的分配与资本的统治是相悖的。无产阶级要获得理想的社会分配，必须从根本上扬弃资本主义制度，抵达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道德进行现实批判的目的，不仅仅是对无产阶级的伦理关怀，更主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上建构未来共产主义的政治道德价值，即具有超越人类社会以往所有伦理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发展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由低到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产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独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0］(P104)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从政治伦理的视野来看，也是马克思确立的终极价值诉求，即彻底的人类解放伦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人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资本主义社会对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是一个以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的政治道德合法性将随着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完全丧失，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取而代之的将是具有真正合法性的共产主义政治道德。马克思多次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的伦理特征: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P294)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11］(P119)，所以，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彻底原则的社会形式”［12］(P683)。

方法论变革之一:从“思辨理性”史观转向唯物史论。早期的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特别是其国家学说(法哲学)的深刻影响，在政治伦理思想上接受了与他同时代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这种理性主义国家观认为，构成国家的基础是理性，现代国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马克思也乐观地认为，国家能“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5］(p118)。这是一种典型的基于“思辨理性”的历史观，“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能思维的精神，的、思辨的精神”［13］(P162)。从“思辨理性”的历史观出发，马克思用理性主义的政治伦理观来解释私人利益与法的关系，强调公民个人与国家整体之间的不可分割性，要求国家和超脱各等级利益，以实现永恒的正义和普遍的理性。因此，此时的马克思还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其政治伦理观受到唯心主义理性观的支配。后来马克思对“思辨理性”的超越，主要基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上的严重不平等导致不同社会阶层政治权利上的极度不平等的事实，残酷的政治现实动摇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信仰，“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马克思开始从“思辨理性”的自我意识中转向研究具体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探讨隐藏在理性国家背后的物质利益与国家和法的深刻关系。与此同时，德国理论界的新思想也给马克思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动力，费尔巴哈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提出了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就是确立唯物主义的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14］(P102)。费尔巴哈的这一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由此，马克思开始自觉地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决裂，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对“思辨理性”的清算，并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只停留在自然观领域，他把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延伸到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非常精辟概括了“思辨理性”思维方式的症结所在:“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15］(P115)马克思在这里从本质上揭示了“思辨理性”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式，即“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并在“思想中通过思辨”的方式予以解决，因此，这种从观念和原则出发的方法论所真正重视的是观念和原则，而不是从社会发展的现实实践出发解释原则和观念。马克思认为新的唯物主义要做的，就是把被颠倒了的真实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即他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要把思辨的问题变为现实的问题，并在实践中通过现实的方式予以解决。自《克罗茨纳赫笔记》开始，马克思走向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变革的理论轨迹是非常清晰的，他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入手，揭示国家和法的客观基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强调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并进而说明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而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明了自己对政治解放局限性以及人类解放和政治解放关系的最新思想，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揭示，马克思政治伦理已从方法论上基本上与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国家观决裂，初步走向成熟。从劳动异化理论入手，并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根源及其反人道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的性质，指出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结束人的本质的异化，试图将自己的价值批判建立在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分析之上，这为唯物史观的真正建立做出了充足的理论准备，并具有高度的方法论影响，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唯物史观，完成了哲学方法论的革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6］(P43)“因此，道德、、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6］(P30)这样，马克思在政治伦理的方法论上实现了由“思辨理性”史观向唯物史观的彻底转变。

方法论变革之二:从注重“理论批判”转向注重“实践批判”。传统的政治哲学强调理论的批判功能，片面地把认识和解释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认为通过理论对世界的干预就能实现世界的合理，而不能自觉地提出变革社会、改造世界的任务，这一思想传统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极致。正是受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在《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承袭了“依靠理性批判现实”的立场和思维方式，认为哲学的批判和改造只能是理论性的，“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17］(P64)。但当马克思越是认真地接触现实，就越离黑格尔的立场更远，现实最终迫使马克思不得不转向批判的实践态度———实践批判或实践改造。自《德法年鉴》时期开始，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不能把人的社会政治实践局限于理论实践之内，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5］(P414、417)“政治批判”和“实际斗争”已被马克思当作改变社会政治现实更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他本人也开始了超越“理论实践”走向革命实践的历程，并从一名纯粹的理论批判者变化为实践变革者。后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具体指明了实践批判的对象及方式转向:“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于是，对宗教的批判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11］(P1、2)在这里，批判的对象直指现实的法律、政治和制度，而三大批判转向归结起来就是一种革命性的“实践转向”，批判方式则可以集中概括为“实践批判”，其必然性和客观性就在于“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1］(P9)。马克思已清楚认识到必须将理论批判提升为实践批判，必须通过革命实践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的一切关系。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更加自觉地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状况及阶级关系中的分析，找到了通过实践批判现实的工人阶级革命道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通过“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11］(P54)即共产主义运动和实践，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扬弃私有制，消灭人对人的政治、经济奴役及一切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终极伦理目标，最终完成了政治伦理批判方式从“副本批判”上升到“原本批判”。

方法论变革之三:从“片面性”转向“总体性”。马克思在关于唯物史观的成熟表达之前，他的政治伦理主张更多的只是把人当作一种政治动物，而忽视人的经济角色;更多的只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政治主张，而忽视作为政治解放的前提和条件的经济解放的根本作用;更多的只是从价值目标上提出工人阶级的政治伦理诉求，而缺乏实现目标的具体的系统的手段和途径分析，其思维方式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当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总体性特征体现出来之后，其思想高度就跃升于传统政治哲学之上，这是理解马克思政治伦理方法论变革的重要线索，因为“总体性原则确实是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之思想发展的一条不变的线索”［18］。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总体性思维特色反映在他对社会政治生活伦理原则的确立及变化、人的本质与人的政治道德活动的社会历史性的总体性理解和把握，以及他政治道德的阶级立场上。首先，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政治和道德作为上层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社会政治生活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总体架构之内存在和变化，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伦理原则的确立和变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上才能找到依据，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决定了社会政治伦理的总体性。其次，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马克思认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离开社会共同体来取得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只有把握到了人的“总体性”，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政治活动的“现实性”，因为总体性的方法是“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19］(P58)。同时，由于人的活动的历史性，人类政治生活及其政治道德的变化是历史整体变化过程的结果，未来的共产主义政治道德的形成和实现，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后，马克思的政治伦理立场完全不同于历史上所有剥削阶级的政治伦理思想，不是落脚在个人、少数人身上，而是落脚在作为社会的绝大多数劳动阶级身上。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工人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因此，总体性把握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命运，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维方式一大突出亮点，这是一种全面的、彻底的人类解放伦理，自此开辟了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的新境界。

作者：王仕国 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