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对陶器制作的影响

来源：中文期刊网位置：自然科学时间：13-05-28 09:01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两湖平原区的人类主要聚居在江汉平原北部和洞庭湖西部，这里的地形为丘陵岗地，其上堆积有较厚的第四纪下蜀黄土，露头的泥质粘土较多，因此，两湖平原的人类获取的制陶原料主要是泥质土。汉水中游的陶器不像峡江区和两湖平原表现明显，有的遗址泥质陶多，有的遗址夹砂陶多。如郧县青龙泉、大寺遗址的仰韶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14］。淅川下王岗遗址、黄楝树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则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较少［15］。汉水中游的低山丘陵区同两湖平原的岗地一样，也堆积有较厚的第四纪下蜀黄土。但汉水中游的人类有的居住在丘陵岗地，有的居住在河流阶地平原上，其附近也有大量的河滩砂性土，所以汉水中游的人类获取制陶的原料有较多选择。居地的陶土资源对制陶也有一定的影响，如长江中游在新石器时代流行一种白陶，这种白陶是由一种含硅质较高的高岭土制成，质地细腻致密。这种高岭土在长江中游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平原周边的某些地区，因此这种白陶也是最早产生于洞庭湖西北丘陵岗地区，然后向四周的。

环境对制陶技术的影响

有的学者认为其是有意识掺入的，其作用一是为了减少粘土泥料在成型时的粘性，便于制作，而对于大型器物来说还可以增加成型强度;二是为了减少坯体的干燥收缩，提高干燥速度，缩短干燥时间;三是为了增加胎壁的强度，减少应力，防止开裂［16］。这些炭是在烧制的过程中形成的还是烧制前就已成炭?考古学者专门做了，结果表明大部分是用炭化的稻壳作为羼和料，少部分是用未经炭化的稻壳作为羼和料［17］。羼和料果真是人们有意识掺进去的吗?其作用真的如上所言?陶器中夹炭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新旧石器过渡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该遗址中发现的唯一一件厚胎的罐釜陶胎中就夹有炭块，这些炭块为炭化而成［18］。从陶器的形式和制作水平看，非常原始，显然是制陶初期的产物。如果这些炭化植物真是有意识掺入的，岂不是表明人类一开始制陶就知道加入羼和料能起如上所言的作用?人类的这种意识又是来自何方?假设这些炭化植物是有意识掺入的，则掺入量应该较大，再经过和泥的过程后也应该分布得较散、较均匀。但陶器的夹炭状况并非如此，玉蟾岩遗址的这个陶器胎中只有几小块，分布也不均匀，显然不可能是有意识掺入的。我们认为是人们在取泥土的过程中偶然夹带的，因为当时制陶都是就近取土，地表浅土层中本身含有植物根茎，如果没有掌握一定的淘洗技术，是很难将这些植物根茎清理干净的，因此陶胎中有少数遗留是完全可能的。人们发现这些夹在陶胎中的植物经过火烧后并没有对陶器的使用产生多大影响，所以也就并不在意泥土的纯度。随着人类垦荒规模的扩大，稻作的发展，其居地周围的开垦垃圾会越积越多。早期人类开垦稻田的方式是“火耕而水耨”，即先用砍伐工具将较大的树或灌木砍掉，然后用火烧掉剩余的残枝及杂草，用耕垦工具松土垅土，开出农田，称刀耕;引入河水，浸泡农田，种上水稻，称水耨。耕作方式为休耕，一地往往耕种一年抛荒二年，然后再回原地用同样的方法开垦耕种。因此，经过重复的“火耕水耨”，土层中就会积聚大量烧荒时的炭化植物，如稻谷、壳、草之类炭化物，而且时间越长，土层中夹杂这类植物就越多。当时人类的耕地就在居址周围，人们制陶都是就近取土，自然其中就夹有大量的这类炭化或未炭化的植物。起初这些植物含量小，对制陶无影响，人们也不在意。这也是处在稻作农业初期的城背溪文化、城背溪文化至大溪文化早期一直都存在大量夹炭陶的原因。但大溪文化时期，大暖期的到来使稻作农业迅速发展，开垦规模的扩大，开垦深度的加强都会在地层中积聚大量的炭化垃圾。陶土中杂质的大量增加影响了制陶的进行，也破坏了陶器的美观。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清除掉这些炭化物，但没有非常精细的过滤设施，也难以完全将陶土中的植物根茎清除掉。所以，夹炭陶器一直到大溪文化晚期都存在，只是由早至晚逐渐减少，这表明人们清除陶土中杂质的淘洗技术在不断进步。直至陶器制作技术发展的巅峰———屈家岭文化时期，陶器胎中夹炭的现象才消失。所以，城背溪文化之后，泥质陶开始逐渐增多，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开始出现少量泥质陶。早期人类在河滩取得的砂土中难免会含少量杂质，如柳林溪文化的夹砂陶中就夹有残蚌壳［19］。由于去较远的河滩取土既耗时又费力，所以，人们也并没有丢弃就近取土的方法。这表现在当时的遗址中夹炭、夹砂、泥质陶并存。随着制陶技术的提高，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对陶器的造型及颜色要求越来越高，制作不同的器类采用不同的陶土。大型的炊具及水具如釜、罐、盆类主要放置于灶塘边，经常火烤，移动较少，就不需要过多考虑其外表的美观和胎质。因此，大溪文化以前的这类器物胎质中多夹炭或夹砂，器表颜色不均。小型的用具如碗、盘、豆、碟等，则更注意外形的美观及胎质的细腻，从大溪文化开始这类器物的胎质大量都是泥质，少部分夹细砂质，制作精美。从夹炭陶兴盛到消亡的过程可以看出:夹炭陶非因人类的意识而出现，而是受环境的影响。如果羼和料果真能起如上所言作用(这也正是早期人类制陶所期望的)，那么，当时的羼和料陶器(包括夹炭和夹蚌陶器)应该是不断发扬光大才对，但它最终为泥质和夹砂陶所取代，这显然于理不通。专家所言的羼和料的作用也经不起推敲，早期制陶采取的是泥片贴塑法，即先做出一个个的小泥片，再将它们贴在一起，这就需要泥片粘性较强才能连在一起，只有泥片粘性强才好塑型，而不是要去减少粘性。这些植物含在泥土中，因为有水份，体积较大，当晒干或烧制时，水份蒸发，植物的体积就会缩小，出现空隙，这不但不会增加胎壁的强度，反而会使胎质变得疏松。考古发现的夹炭陶都极易破碎，这也说明夹炭陶的胎壁强度并非较高。从以上这些分析看，夹炭陶实乃环境因素在人类制陶中的反映，夹炭陶中稻谷、壳、杆的数量变化揭示了当时人类稻作农业发展的程度，夹炭陶兴衰的历程则反映了人类应对环境变化的智慧和能力。

环境对陶器造型的影响

环境因素对于陶器的造型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峡江区和洞庭湖西部丘陵岗地区的陶器多为圜底器、平底器和圈足器。圜底器多为大型的釜、罐之类，这些器物底下多有烟炱痕迹，应该为炊器。与之相配套的还有支座，应该是稳定用的。与之不同的是，东部平原盛行三足器鼎，这些器物底下也有烟炱痕，应该为炊器。在江汉平原北端，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钟祥边畈遗址，时代相当于汤家岗文化至大溪文化时期。陶器以鼎为主，占了陶器总数的一半。在江汉平原西部边缘，大溪文化关庙山类型仍延续了洞庭湖西部、峡江区以釜、罐为主要炊器的传统，但为适应平地生活开始出现一些三足器，最初出现的三足器不过是在圜底器下附加三个小足而已，并无适用价值，但显然是适应平原生活的结果。他们的三足器是从圜底器改造而来，而改造的动因则是由于圜底器不能适应平原生活。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西部丘陵岗地区的人类也向洞庭湖边迁移，为了适应平原生活，他们也开始用三足器。屈家岭文化时期，洞庭湖平原的人们基本上已使用三足炊器了。炊器和使用环境的关系最密切，尤其是在早期，人类主要处于适应环境时期，更是如此。东西部的差异应该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峡江区内地域狭小，很少有大块的平地可供人类居住，人类只能居住在峡江两岸的缓坡上，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也不大可能把这些坡地开辟成平地。从考古发掘中可知，峡江区古文化遗址都分布在两岸的坡地上，地层堆积基本上也是倾斜的，由此可知峡江区的古人类是生活在倾斜地面上的。洞庭湖西部岗地区多为丘陵岗地，地形高低不平，圜底器正是为适应这种地面而产生的。因为炊器下面要留出空间烧柴火，圜底器只要下面垫上三块石头或支座就行，调整器物的角度总可以保持器内的水面水平，而地面平坦与否并不会对使用产生什么影响，而三足器在高低不平的地面则很难立得稳，更不用说倾斜的地面了。相反，在平坦的地面上，三足器则能立得很稳，所以平原地区较适宜用三足炊器。由此见，圜底炊器可能是古人适应峡江地区和洞庭湖西部岗地自然环境的结果，而三足炊器则可能是古人类适应平原地区自然环境的结果。炊器作为一种最经常使用的陶器，和使用环境发生直接关系。因此，炊器不单是反映了考古学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反映了考古学文化的演变及不同考古学文化间的区别，同时也体现着考古学文化中的环境因素［20］。

环境对制陶业发展的影响

环境因素对制陶业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一般而言，陶土资源的丰寡程度与质量好坏能影响制陶的技术水平。汉东区和洞庭湖西部平原区分布有丰富的粘土资源，这种泥土土质细腻，含杂质少，粘性大，较易拉坯成形，因而陶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陶器制作的工艺上，讲究陶器的精致程度和修饰，如陶器胎壁的厚薄、造型、器表的纹饰等，造出的陶器精美绝伦，如器壁薄如蛋壳的陶器、造型奇特的曲腹陶器、色彩绚丽的彩陶器、胎质如玉的白陶器等都最先诞生于汉东和洞庭湖区，显示了高超的制陶技术。而峡江区没有丰富的粘土资源，只有含杂质较高的砂土，陶工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剔除杂质，很少在陶器的工艺上下功夫。其陶器都制作较粗糙，器型简单，以适用为主，陶器制作水平较低。代表陶器制造技术高超的另一个表现是提高制陶效率的快轮制陶技术，这种技术出现在大溪文化晚期。快轮制陶技术的使用使得陶器在制作工艺、制作流程上更加规范化，从而有利于陶器的专门化生产。有学者认为这种技术最先出现在汉东地区［21］。本人同意这种观点。制陶业的专门化生产与陶土资源的分布区也有关系。汉水中游区、江汉平原、汉东区和洞庭湖区因为有较好的陶土资源，所以陶器制造业发达，出现了专门的陶器制造作坊。目前在汉东区、江汉平原区、洞庭湖区和汉水中游区都发现有许多的陶窑遗迹，因为发掘面积较小，对陶窑的揭露大多都是单个的。如阴湘城［22］、走马岭［23］、划城岗［24］、丁家岗［25］、王家岗［26］、朱家台［27］、肖家屋脊［28］、七里河［29］、青龙泉［30］、下王岗［31］遗址等发现有陶窑遗迹，但都只发现1～2座，只作了局部的发掘，因而对这些遗址的陶器制作场的整个布局还无法揭示。唯一较全面的揭露是洞庭湖区的城头山古城遗址的陶器制作场。1997年和1998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城头山古城的中间偏西处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出了7座陶窑，附近还有多条挖取陶土的坑道、和泥坑、贮水坑以及用作晾干陶坯的工棚等遗迹［32］。从其集中分布的布局以及各种附属设施看，此处应该是古城中的一处专门制作陶器的作坊。从地层年代看，为大溪文化时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以上那些遗址中也可能存在专门制作陶器的作坊。如此规模的陶器作坊生产出来的陶器除能满足本聚落的需要外，可能还有一部分用于对外和交换。峡江区发现的少量泥质陶和彩陶不排除有一部分就来自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因为这些陶器的形制、装饰及烧制风格与前面两个地区如出一辙，而峡江地区很难有纯净的粘土，至今也未见新石器时代烧制陶器的作坊和窑场。显然，这些陶器非本地烧造的，应该通过贸易和交换来的，而用于交换的商品很可能是石器。我们还可以从一些器物坑中的陶器埋藏情况找到当时专门化生产的证据。石河考古队1978年和1987年在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中的邓家湾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大量陶塑品，其中H67和H69的直径不到2米，但埋藏有成百个陶俑和数千个陶塑动物，陶俑形体几乎相同［33］。三房湾东台面积有6000平方米，其上的堆积中有数万个红陶杯残件，大小形体十分一致［34］。枯柏树后台采集到不计其数的彩绘纺轮［35］，毛家岭遗址曾采集大量的红陶钵等［36］。这些器物在其他遗址中也常见，如陶塑动物在天门谭家岭［37］、肖家屋脊［38］、土城［39］、华容车轱山［40］、安乡划城岗［41］、澧县城头山［42］、随州西花园［43］、均县乱石滩［44］、当阳季家湖［45］、宜都石板巷子［46］、津市打鼓台［47］等遗址中都有发现，甚至在河南伊川马回营［48］、临汝煤山［49］等遗址也出土有同邓家湾遗址一模一样的陶塑。但这些陶塑都是散见于地层中，数量也没有这么多，不像邓家湾遗址如此集中地放置在一起。有学者推测邓家湾遗址的陶塑人和动物是作为祭祀物埋藏的［50］。但从其他地方的遗址中同类陶塑品直接发现于文化层中，周围也没有任何人为迹象看，它们系当时的人们随意弃置的，似乎与宗教行为无关。从邓家湾出土的陶塑品看，也不像是宗教之物，如出土陶塑品最多的H67中的陶塑品都有缺陷，和陶塑品同出的还有残陶器和大量的窑渣，且坑中堆放零乱，毫无规律，更像是扔弃的一窑废品。而红陶杯、彩绘纺轮和陶钵在这一时期的各遗址中更是随处可见。以上这些陶塑品和器物都是极普通的日常用具和装饰品，而邓家湾、三房湾东台、枯柏树后台以及毛家岭等几处聚落都有大批量出产，说明这几处遗址有专门烧制这些器物的窑场。从器物的大小和形制都相似看，显系较熟练的窑工所为。由以上几点可以推断，当时的汉东已经存在大规模的专门化陶器制造业。这些专门生产出来的陶器除部分满足本聚落的生活需要外，其他的产品很可能用于交换。以上那些遗址中所出的同类型的陶塑用品不排除是从邓家湾聚落交换而来的。

环境对陶器装饰的影响

就陶塑装饰品而言，石家河文化时期出现了大量形态灵动的陶塑小动物，主要有鸡、鸟、鸭、鹰等禽鸟，象、猴、兔、黄鼠狼、土拨鼠等野畜，猪、狗、羊等家畜以及鳖、鱼、龟等水生动物，这些动物有的是生活在人们居地附近的，有的是家养的，当时的人们将其进行了艺术化的塑造。从陶器的装饰纹样及陶塑艺术品形象皆取自大自然来看，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生存、发展与大自然的一切息息相关，将其进行艺术化的描绘则表明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或可以说，这是天人合一在人类意识中的最早期的表现形式，反映了当时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

作者：笪浩波 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