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旅游观反映的文化流变综述

来源：中文期刊网位置：文化历史时间：13-05-28 08:57

王思任高度强调了的重要性，认为旅游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他尤为强调人在游历山水、饱览山川时候的心性。在《纪游》一文中，王思任将旅游分为二十三类，阐明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旅游状态。王思任认为官员忙于政事，文人忙于应考，不能够充分体会旅游的乐趣。他承认旅游对性灵的激发作用，认为要用自由和放松的心态去品味旅游，不要为世间琐事所累。晚明方兴未艾的启蒙中自由开放意识指导着士人的行为方式，赋予他们一种超然的精神境界，如徐霞客和王士性不但多方游历，而且还对游览之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著名旅行家徐霞客背离了绵亘几千年的“父母在，不远游”传统思想，三十年来别母抛家，远离世俗，行程逾万里，同时他也是极少数不受政府资助自费旅游的例子，“其行不从官道……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5]378经过多年旅游和研究，写出“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与徐霞客如出一辙，著名的人文学家王士性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虽有官职在身，但他不辞辛苦，足迹遍及两京十三省（除福建）。王士性在其所撰游记《五岳游草》、《广志绎》、《广游记》中，较为注重山麓走向、江河流向等方面的研究。此外，王士性还写下很多记游诗，潜心记录旅游观感，但对日常公事却避而不谈。无独有偶，晚明山水画家张路对大自然中的草木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为了作好画，他将大量时间用在旅游中。他“东游海岳，登日观、谒阙里，访先圣之遗风，南涉江湖，蹑金、焦，探禹穴，慨时物之变态，至于岩壑之嵚岑，源泉之涛涌，树石之交错，禽鱼之翔泳，凝睇之久，乃展缣素，默坐构思，神会意到，扬袂而起，落笔如造化之而无穷也。”[6]65晚明士人阶层的思想意识发生了质的转变，他们对仕宦生涯的追求逐渐淡化，但对新奇事物的追求却显得更加迫切，旅游活动开拓了士人们的视野，获得了精神层面的满足。士人们在旅游中寻觅快乐，身心得到了舒展。袁宏道、王思任、王士性、张岱等著名士人的旅游思想体现的都是对山水的喜爱和自由的向往，反映了士人思想的流变。但实际上，他们是为了逃避官场的黑暗和仕途的无奈，在纵情山水的过程中寻找自我。

明中期以后，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危机加深，官场的黑暗使许多士人无心仕进，造成科举录取率偏低。东厂、锦衣卫横行，酷吏肆虐，士阶层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罢黜、流放、廷杖，甚至处死的生存危机。此外，皇帝怠政、党争激烈、政局动荡、血雨腥风，宗社濒临覆亡，使晚明士人置身于悲怆的社会之中，他们尽力用隐性的叛逆实践、捍卫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对抗着社会对人性的异化。统治阶级所依赖的程朱理学思想逐渐不合时宜，阳明心学开始兴起，泰州学派也提出“身本论”，肯定了追求物质享受，也突出了精神享受的合理性。晚明士人的旅游思想充分体现了政治文化的流变。由于政治的黑暗，许多有才华的士人被拒之门外，他们报国无门，郁郁寡欢，于是他们开始远离政治，不再致力追逐功名，转而旅游山水。而在旅游的过程中，权与利仿佛成了士人阶层的身外之物。特殊的政治环境使晚明士人开始体会和反思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著名旅游家徐霞客少年时代就对四书五经和科举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这种思想意识使他摒弃追逐功名利禄，立下游历天下的志向。“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远之有！”[7]对政治和仕途的淡然使徐霞客终生从事旅游考察，即使遇到各种无法预知的困难，仍然百折不挠。与徐霞客类似，晚明士人大都淡泊功名利禄，在山林川泽中醉心游览。黄省曾进京赶考，途中遇田汝成，田向黄大谈西湖之美，黄省曾心动，便将赶考一事置于脑后，专心游览西湖，数月不倦，并自号“五岳山人”。由此，田汝成形容黄省曾为“山人”，谓其“癖耽山水，不顾功名”，认为黄省曾“瘦骨轻躯，乘危涉险……谈说形胜，穷状奥妙”，即黄省曾不但对痴迷旅游，而且对风景名胜也有独到的理解。晚明士人虽多有官职在身，但在政治黑暗，仕进无望的窘况下，他们追求的是思想和心灵的自由超脱，而旅游则是一种心灵的享受，是精神上的慰藉和解放。王士性担任确山县令的时候，利用公务闲暇游览过嵩山，后来到其他地方做官，又游览了泰山、华山、衡山、恒山等名山。钱希言戏言王士性的前身是峨眉山老僧，喜好旅游，“自恨一生不得遍采名岳”。尽管此事难免牵强附会，但足以证明，王士性醉心旅游要远胜专注升官发财，他忽视权与利，高度强调旅游的雅兴，这与中国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有本质差异，也是思想文化流变在晚明士人旅游思想中的集中体现。王士性厌恶世俗的丑恶，向往平静寂寥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政治文化流变的影响。此外，学者王畿足迹遍及东南沿海；乔宇也经常游览“太华绝顶”；张岱也常以通告的形式邀约朋友一同旅游，足以说明晚明士人在剧烈的政治文化流变下，急于将内心归宿寄予旅游的心情。但是也可以看出，晚明士人的旅游活动实际是逃避现实的一种表现。袁宏道毕生热衷于旅游，在他的游记作品中，含有大量批判政治现实的内容，他还提出性灵说，追求思想和个性的解放。而且，袁宏道对晚明腐败的政治以及国家的内忧外患似乎并不挂怀，他“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这与王士性遍游五岳似乎有同样的文化意蕴，可以解释为对晚明内忧外患国家现状的一种无奈。不过，晚明士人并非一味纵情山水，对国家大事置若罔闻，相反，他们有着士阶层特有的气节。王思任就是个典型例子，他曾放言：“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托以不朽者也”，王思任痛恨奸臣误国，在清军攻入绍兴后，绝食而死。晚明士人所撰游记集中体现了政治文化的流变，说明士阶层的文化意识在逐渐觉醒，程朱理学的弊端已昭然若揭，上层的颓势也沉舸难挽，追求天理和人欲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在政治文化流变的影响下，造就了大批淡泊名利的著名旅游家，他们希望能够追求独立的人格、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中国历代跻身旅游的士人不乏其人，但却无一朝代如晚明时期产生了大量游记，其中蕴涵的旅游思想体现出晚明社会的文化流变。正如狂禅热潮打开士人心灵和情感的闸门一样，旅游也是士人追求幸福、逃避现实、寻找心灵归宿的一种思想寄托。通过旅游，晚明士人开阔了眼界，在山水之间得到了心灵的怡养，透视出他们对至情至性的讴歌，对壮美景色的颂扬，对健康宁静生活态度的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晚明士人通过旅游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以及自我意识的伸张，而旅游热潮造就出徐霞客、李时珍、徐光启、王士性、袁宏道等著名旅游家，他们探索自然，在社会剧烈激荡时期的文化流变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可以说，是启蒙思想为晚明士人带来了异于前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而在文化流变的过程中，士人们开始崇尚自由开放的生活态度。他们淡泊名利、醉心旅游，但封建制度根深蒂固，晚明士人并未能够掀起一股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也无法促成封建社会制度的转型。

作者：孙洋 单位：吉林学院吉林省旅游文化研究中心